1927年年初，有一篇題為《中華民族的研究》的長文公開發表（作者為王啟汾，生平不詳），可以說代表了此前有關“中華民族”認知所已達到的較高自覺程度和學術水準。該文的副題為“依據近代學者的成績”，也就是根據孫中山、梁啟超和其他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和討論，對此前的有關認識做一自覺總結。在該文中，作者首先對“民族”一詞做了“正名的功夫”。認為梁啟超所謂“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的意見，“太富於玄學的意味了”，無法讚同；倒是孫中山將民族看作“天然力造成”的群體之看法，更符合事實。而他本人則寧願將“民族”界定為“一種血緣最相接近的群眾結合，而且具有共同的文化上的特點”。由此出發，他還對有關“中華民族的發生”問題之各種說法進行了考察分析，認為所謂“本土說”和“外來說”目前均難以確定，但無可置疑的是，無論就身體上還是行為上的性質來看，都能夠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血緣混淆的民族”，它在種族和民族的來源上肯定是“多元”而非“一元”的。關於“中華民族的構成分子”問題，作者考察各種說法後，得出五個結論：“第一，中華民族的構成分子是非常的繁多而複雜；第二，各構成分子的並合入中華民族的時期有先後的不同；第三，各構成分子並合入中華民族時彼此有多寡的不同；第四，在不同地方的華族所含有的各構成分子的遺傳質量也不同；和第五，中華民族現在還是（在）不停的吸收異族的成分。”這顯然比此前梁啟超的有關說法，又進一步地豐富了。除此之外，本文作者還專門談到了“現代的中華民族”。他強調指出，“各處的中華民族因地理上和遺傳上不一致的關係，所以他們的身體上行為上的性質，以及風俗上習慣上的特點也是很有差別的。除了這些差別之外，中華民族仍有他自己獨立而統一的特性”。那麽其彼此的共性都體現在哪些方麵呢？作者進而指出：“中華民族是黃色人種的一支，在形態上和生理上的性質有共同的特色是顯而易見的。這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在行為上相像之處也頗不少，例如：喜歡妥協，偏向主觀，不修表麵，因襲舊習，消極而且陰柔，順從自然，安息聽天命等。”[132]雖然，這些所謂行為上的共同性之概括，尚屬膚淺、庸泛，甚至過於隨意而充滿矛盾，但作者明確提出組成“中華民族”的國內各民族除了存在各自的特點和差別之外，“仍有他自己獨立而統一的特性”這一思想命題，畢竟還是在做一種積極的思想努力，是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史上所不容忽視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