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也就是清廷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的那一年，清末的重要刊物《東方雜誌》上發表了《論中國種族》一文，強調包括滿漢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融合為一體（也稱為“中國民族”）既是現實需要，也是古來的民族傳統。文章指出，“太古人民，實分多族矣。然統一既久，血統混合，雖欲不謂之同族，不可得也。古今事勢變遷，何可勝道，豈獨人種一端哉？！”文章還詳細論述了中國曆史上各族不斷融合的事實，聲言“今人動言中國民族皆黃帝子孫，此殊不確。黃帝以前，中國已有人類……民族之融合，固自然而然也。……夏也，漢也，唐也，皆無數民族統合之總稱。大國固應如是也。夫惟大國，故能容納各族”。作者因此批評當時“斤斤持滿漢分界之謬見”的人為“無識者流”，是“外視同國之人以自弱”。[120]此文作者胡炳熊，廣東高要人，為清末我國研究邊疆民族問題的先驅人物。宣統年間，他曾著《藏事舉要》一書，民國時期還出版過《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胡炳熊在20世紀初年關於中國各民族一體融合關係的見解，實在並不下於當時及日後抵製革命的改良派首領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或有過之。
1906年，出國考察憲政歸來的滿族大員端方，向朝廷奏上一份《請平滿漢畛域密摺》，強調歐美各國因國內種族、民族關係不同而強弱有別，“苟合兩民族以上而成一國者，非先靖內訌，其國萬不足以圖強；而欲絕內訌之根株，惟有使諸族相忘，混成一體”[121]。次年7月31日，他又向朝廷代奏李鴻才“條陳化滿漢畛域辦法八條折”，認為“憲政之基在弭隱患，滿漢之界宜歸大同”。所謂“隱患”，即指“藉辭滿漢”問題而鼓動的革命。奏折強調，“欲弭此患，莫若令滿漢大同，消弭名稱，渾融畛域。明示天下無重滿輕漢之心，見諸事實，而不托諸空言”。其具體辦法則有“切實推行滿漢通婚”“刪除滿漢分缺”等[122]。此折上達之後，清廷於8月10日特諭“內外各衙門妥議化除滿漢畛域切實辦法”。僅據《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一書所收錄，到1908年4月，就有各種專題奏折20餘通上達朝廷，這還不包括涉及這一問題的其他奏折在內。上折者中，滿族4人，蒙古族1人，漢族12人。滿族人端方和誌銳對此問題格外關注，各上奏二折。這些奏折，或對前述折子中的內容進行補充，將其具體化，或提出“撤旗”、立法等新建議。如主張立法者就認為，不能隻從形式上，更應從精神上消除種族界限，實行憲政立法，而且認為這正是其根本所在：“夫法也者，所以齊不一而使之一也，必令一國人民，無論何族，均受治於同等法製之下，權利義務悉合其宜，自無內訌之患。”[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