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小邏輯》一書中如是說。他同時指出，隻要我們能承認唯有在現存的差別的前提下，比較才有意義，反之，也唯有在現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別才有意義。他舉例說，一個人能區別一支筆與一頭駱駝，我們不會說這人有了不起的聰明；一個人能比較寺院與教堂這兩個近似的建築物，我們也不能說他有很高的比較能力。於是，黑格爾在作小結時，說了從事比較研究的這句很精辟的話。
在這裏，本文有意借西哲之名言，從古代西方曆史理論說開去，意在表達古代西方曆史理論與後世西方曆史理論之聯結、與古代中國曆史理論之區分、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關聯等。總之，皆留意比較，不管這種比較是曆時性的還是共時性的，都關注兩者之間的“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
一、在“前朝”與“後代”之間
人類的思想遺產之豐盈，是需要逐步累積的；但它之發揚光大，更需要傳承。在“前朝”與“後代”之間，思想遺產當然有間斷性，唯其如此，才能體現各個曆史時期的文化特征；但也有其聯係性與延續性，唯其如此，才能呈現人類思想文化的整體性。這與古代西方曆史理論的累積及其傳承，也是如此。
本文所說的“曆史理論”，是指人們（主要是曆史學家）對人類曆史發展進程的思考，也就是古代希臘（兼及古代羅馬）人對曆史發展進程的思考，所顯現出來的曆史意識。他們最初突出地表現在曆史進程中對神人關係的思考上。
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古代，人們生活在閉塞的和逼仄的生活環境中，對自然界的一切，諸如白晝黑夜，電閃雷鳴，江河湖海，千溝萬壑，乃至雨後的彩虹，深穀的回聲，都懵然無知，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在曆史的最初階段，神總是主宰人，著名的“荷馬史詩”中的描述就是這樣，雖則在那裏出現的是“神人同形同性”，但神還是統治人。公元前7世紀前後，從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可知，神人關係逐漸開始換位，經公元前6世紀愛奧尼亞地區科學與哲學的興起，至公元前5世紀希臘兩位大史家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出世而大變，前者在其傳世之作《曆史》的開篇即聲言，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後者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發出了“人是第一重要的”呼喚。這都足以說明，在神話時代與曆史時代之間，他們“揭示了一條很明顯的邊界”，於是到了智者派哲學家那裏，便公然豎起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旗幟，這標誌著“人類精神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