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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機飛臨南昌機場時，在傾斜的機翼下，我看到了紅黃相間的田塊。黃的應當是油菜花。直到更接近地麵，我才看清了，紅的是泥土。在這一刻，我有隱約的激動，因為我知道，我正在接近我的故事發生的地方。此後的一周裏，我一再看到紅土地，看到赭色的山壁。我的江右印象，就由這紅與濃綠塗染而成。
動身來這裏之前，我對於明清之際一個被稱作“易堂”的群體發生了興趣，讀了其中人物的文集。這些今天已乏人問津的文集向我講述的，首先是一個個關於友情的故事，與此線索平行或交叉的，另有關於兄弟、夫婦、師弟等等的故事。我當然明白，無論朋友的還是兄弟的故事，都已然古老，卻仍然認為，我的這些發生在動**時世的故事，當由一些鮮明生動的個性演繹時，與平世的同類故事勢必有所不同。我將由南昌再度啟程，向距這裏數百公裏的贛南山中尋訪那些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物，在這省城不過稍事停留。
行前我就由文獻中得知，南昌地處“百粵上遊”，為“三楚重輔”，在本書所寫的那時代，被由軍事的角度，視為“咽喉之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四）。元末群雄逐鹿，鄱陽湖曾有過激戰。二百餘年後，明清易代之際，南昌幾乎成了煉獄。其時客居江淮的王猷定（於一），聽家鄉來人說，南昌的東湖“蓬蒿十裏，白晝多鬼哭”（《東湖二仲詩序》，《四照堂集》卷二）。施閏章也曾慨歎道：“流血一何多，江水為之深。”（《同門李東園按察豫章亂後感寄》，《施愚山集》詩集卷一二）
抵達南昌的次日，我就走了東、西湖。兩湖自然經了整修，西湖有鳥市，東湖則到處可見神態悠然的退休者。我突然想到，這些公園中休閑的老人，其先輩是否就是那次劫難的孑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