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戲劇應該“剝去舞台表演因素材而製造的轟動性”。因此，相較於一個新的故事情節，一個已知的情節對敘事戲劇的貢獻可能更大。布萊希特經常問自己，敘事戲劇所表現的事件經過是否必須得是眾所周知的。它與故事情節的關係，就好比芭蕾大師與其女學生之間的關係；他的首要任務在於，最大限度地放鬆她的各個關節。（事實上，中國戲劇真就是這麽做的。布萊希特在《中國的第四道牆》［”The Fourth Wall of China“］[Life and Letters To-day，Vol. XV，No.，6，1936］中道出了，他的哪些想法是得益於中國戲劇的。）如果說敘事戲劇應該尋求的是眾所周知的事件，“那麽，曆史進程便是最恰當的素材”。敘事戲劇憑借其表演方式、宣傳畫和解說詞延伸了這些進程，它這麽做的目的在於去除這些事件所具有的轟動性。
就這樣，布萊希特將伽利雷（Galilei）的一生選作了自己最後一部劇的表現對象。布萊希特首先將伽利雷刻畫成一位偉大的導師。他不僅教給了我們一門新的物理學，並且他的教授方式也是全新的。在他手中，實驗不僅僅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門教育學。這出劇的重點並不在於伽利雷對其研究結果的撤銷和收回。[31]其中真正的敘事性事件，在劇中倒數第二個場景的解說詞中得到了體現：“1633—1643。作為宗教法庭的階下之囚，伽利雷直到去世都一直在繼續進行自己的科學研究。他成功地將其主要成果偷運出了意大利。”
這出劇用完全有別於悲劇的方式與時間進程結成了同盟。張力並非隻存在於結果中，而是分布在零零散散的事件中，正因如此，這出劇才得以跨越最大的時間段。（以往的宗教神秘劇亦是如此。而《俄狄浦斯》［”?dipus“］或《野鴨》［”Wildente“］[32]的戲劇學則構成了敘事戲劇學的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