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討一種文學價值觀的生成規律，當然不能不追問到特定社會狀況，因為一切精神文化的創造都是植根於此的。但由於士人階層既是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又是文學價值觀的主體，因此在社會生活狀況與文學價值觀之間必然存有若幹中介環節。這樣，社會狀況對文學價值觀的影響作用就要經過若幹轉換過程。對此，我們稱之為層轉。
由社會狀況而產生特定的士人心理結構，這是由社會狀況向文學價值觀“層轉”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在中國古代，自秦漢以後，社會經濟關係處於長期相對穩定的緩慢發展之中，基本上沒有出現過足以對士人社會心理構成直接刺激的突變性飛躍，故而對士人心理產生了直接製約作用的社會狀況主要是指社會政治狀況。士人階層以出仕為實現其社會理想的必經之途，社會政治狀況直接決定著士人步入仕途的方式。所以，社會政治狀況對士人階層產生影響作用的主要因素又表現為統治者對士人采取何種態度。這種態度，概括而言，便是招納與拒斥。統治者禮賢下士、任人唯賢，士人們就熱心功名、關心世事；統治者任人唯親，荒**腐敗，士人們就淡泊名利，退身自保。這兩種心理傾向各自在特定時期都能形成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從而構成各種精神創造活動的決定性因素。從三國與兩晉時期的對比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這兩種心理傾向的不同。三國之時，各割據政權為鞏固自己的勢力以便兼並他國或抵禦兼並，在用人上都看重真才實學而不大看重名節。例如，曹操三次下“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選士標準，這就大大刺激起了士人們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豪情，形成了崇尚“通脫”反對拘泥的處世態度，這種心理傾向正是“建安風骨”產生的主要社會心理依據。兩晉時期門閥製度與門閥觀念形成，在選士用人上注重門第而輕視才學，再加上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激烈，政治日趨黑暗，故而士人們大都失去了政治熱情，於是退隱第一次成為世人普遍看重的高尚之事。當然，士人政治熱情的有無並不以出仕與退隱為絕對標準。兩晉之時大多數士人也還是奔競於仕途之中的。但有匡時救弊之誌、建功立業之心的出仕是一回事，僅僅關心地位之高下，利祿之厚薄的出仕是另一回事。兩晉之時出仕的士人大多為後者，故而身居高位而恥談世務的王衍之類居然能成為士林領袖，由此可窺彼時士人心態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