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執掌國際漢學界牛耳的一代宗師，伯希和絕不輕易讚譽同道學人。盡管他曾經說“李濟、顧頡剛等皆中國第一流學者”，被不以一味考據為然的吳宓認為“殊無辨擇之能力也矣”[1]，內心真正佩服的中國學者還是同輩的王國維和陳垣。所謂“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為首屈一指”，確是伯希和心口相應的寫照，而非尹炎武的成見或諛詞。所見“故國遺老”，如柯劭忞、傅增湘、楊鍾羲、陶湘等，雖是舊學大家，在伯氏眼中不免於溫故而不知新的“庸”。如柯劭忞的《新元史》，曾為他贏取素稱難得的日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的桂冠，伯希和在承認“有關係的材料不少”的同時，指出其“錯誤很多”。[2]
“當代勝流”之中，剛獲得普魯士國家學院哲學史學部通訊會員資格、又與伯氏相識的胡適，“暴得大名”十餘年，早已是中國學術界一言九鼎的領袖人物，伯希和卻似乎故意視而不見。據梁宗岱回憶：
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熱鬧的宴會上，聚當時舊都名流學者於一堂，濟濟蹌蹌，為的歡迎著名漢學家、東方學家法國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參加者還有其他歐美人士，因此交談語言有中法英三種，我躬逢其盛，擔任義務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曆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我照話直譯。頻頻舉杯、滿麵春風的胡適把臉一沉，不言不笑，與剛才判若兩人。一個同席的朋友對我說：“胡適生氣了，伯希和的話相當肯定，你也譯得夠直截了當的，胡適如何受得了，說不定他會遷怒於你呢。”這位朋友確有見地，他的話應驗了。我和胡適從此相互間意見越來越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