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氏家族由武而文的轉型代表元代一部分蒙古、色目等部族進入中原以後，接受儒道文化影響，認同中原文化的價值觀的漢化過程。其實，這種轉型是一個極其自然的過程，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生存方式產生特定文化形態，遊牧民族進入中原農耕地帶以後，原有的遊牧文化形態不能適應新環境，這必然促使其接受更能和新環境、新生存方式適應的文化形態。儒道文化就是中原農耕文化的產物，經過上千年的積澱，其中積累了豐富的適應農耕環境的生存智慧，進入中原農耕地區的遊牧部族幾代以後認同新文化是一個極其自然的環境和生存適應過程。當然，這種對中原儒道文化的認同和轉型不是在遊牧部族中簡單、均質地發生，不同部族、不同家族因所處不同地域和傳統，其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據蕭啟慶先生研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中木華黎家漢化最深，赤老溫家納圖兒一係至元中期後已漢化，博爾術、博爾忽兩家全無漢化跡象。這種差別與各家族與漢地淵源深淺有關，木華黎家與漢地淵源最深，博爾術、博爾忽兩家長期在草原地區活動，與漢地無密切關係。[89]趙氏家族不同時代、不同家係認同漢文化的程度也不一樣，從名字上看，家族前兩代達工、按竺邇都使用的汪古部族名字；第三代如黑梓（趙國寶）、鐵木兒（趙國安），既有汪古或蒙古的名字，也用漢名；第四代趙世延（達察兒）、趙世榮（那懷），雖有蒙古或汪古名字，但基本用漢名；第五代，除嫁給漢族士大夫的趙鸞以外，基本都用蒙古或汪古名字。而且不同家係使用漢名的情況也不一樣，國寶—世延一係較多使用漢名，而車裏（闊裏，徹裏）一係基本不使用漢名。
同樣，包弼德先生區分入主中原的民族政權“帝國政府對漢人製度及價值結構的采用”和“作為一個與漢人相異的族群的社會轉化”[90]，即區分“政府的漢化”和“族群的漢化”，這種思路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草原民族對中原文化接受這一問題的不同層次。同時，遊牧民族以統治者的身份進入中原，其話語強勢是明顯的，草原文化也影響了漢人、南人，元代大儒許衡之子許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91]，許敬仁是漢人士大夫學習、使用蒙古語，認同蒙古文化的典型。雙方的文化應該是一種雙向互動的“涵化”（acculturation），這其中主要包含了蒙古、色目人的漢化和漢人的蒙古化兩個取向，這兩個取向從不同方向使草原遊牧部族和中原農耕民族在很多層麵上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