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玩具、鏡子和藝術：技術文化的形變過程》（1977），是工作和樂趣的雜燴，名副其實。這篇文章基本上是在度蜜月時完成的。我用的是一台史密斯-克羅拉牌手提式打字機，當時住在旅店裏。文章是為了到紐約大學讀“媒介環境學”的博士而準備的（三年後，我在此拿到了博士學位）。這篇文章成了我最受歡迎的學術論文，重印了四次（詳見Levinson，1997b）。隻有我的科幻小說獲得的重印率——我隻寫過一本科幻小說——才接近這個水平（詳見Levinson，1995a）。
正如麥克盧漢的著作一樣，我寫《玩具、鏡子和藝術》時，很大程度上沒有意識到個人電腦的革命。不過，它確實提到了《紐約郵報》上的一篇文章《最新的自己動手熱：電腦》（“The latest do-it-yourself fetish：computers”，Keepnews，1976）。我是這樣說的：“據報，家用電腦‘星火燎原’，多半是進入‘技術崇拜者’的家庭裏，他們玩各種圖像遊戲和動腦筋的遊戲”（Levinson，1997b，p.164）。
實際上，《玩具、鏡子和藝術》有這樣一個主題：媒介以招搖的姿態進入社會時多半是以玩具的方式顯身的。它們多半是一種小玩意。人們喜歡它們，是因為好玩，而不是因為它們能夠完成什麽工作。1881年，西部聯合電報公司的董事長威廉·奧頓（William Orton）勸他運氣不佳的朋友昌西·迪普（Chauncy Depew），叫他不要收購貝爾電話公司1/6的股票，雖然貝爾的報價隻有區區一萬美元，且收購者終身擁有股權。因為奧頓認為，剛發明的“電話是一種玩具”，它沒有“商業開發的可能性”.（見Hogarth，1926）布魯克斯（John Brooks）認為，電話在英國的使用耽誤了十年，就是因為人們相信，它是一種“科學玩具”（Brooks，1976，p.92）。當然，奧頓的判斷是錯誤的，因為他有所不知，電話的玩賞性本身就使它有利可圖，使它能夠被廣泛接受和利用。我們玩耍的東西使我們快樂，這就使它能成就了不起的商業效益。到了19世紀末，美國的電話擁有量已經大大超過電報的擁有量，其比例是50∶1（Gibson，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