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討論過聯合教育公司。1985年，我和妻子創辦的這個教育公司，與知名學府合作，在網上完成研究生教育。我們說，這個世界的中心越來越少，我們的公司很適合這個世界的教育。（見第七章）我們的教務幾乎百分之百是在網上完成的。早先是用凱普洛CP/M型的個人電腦，後來是用DOS型的電腦，在我們的辦公室裏用調製解調器把電腦和電話線連接起來。辦公室之外的唯一教務，就是和必須見麵的院係主任偶爾會晤一下。在數字時代的初期，聯合教育公司還提供了一本家庭辦公室的教材。情況是這樣的……
1985年秋季，公司開辦起來的第一個學期，我們一共隻招了12個學生。一個完全在新加坡的家裏學習，一個在東京的辦公室裏學習，另外幾個在紐約之外的各個地方學習。（我們公司的總部在紐約，我們的合作夥伴“社會研究新學院”的總部也在紐約。）我們深信，網絡教育經濟上是行得通的。第二年春天，注冊學生人數已經超過50個。很快，雖然我已經在費爾萊·迪金森大學享受到終身教職的待遇，我還是辭去了副教授職位。該校在新澤西州，與紐約市隻隔著哈德孫河，十分鍾車程。我把正在添丁加口的這個家的生活來源都押到聯合教育公司上了。
此前三年，我已經謀到一個利益豐厚的終身教職。而且我的妻子已經是史密斯-斯特瑙保險公司的銷售經理，該公司就在曼哈頓鬧市區。1983年秋，我們用過的最先進的通信技術是電話。我們的“文字處理機”是IBM的字球式二型電動打字機。我們沒有孩子。可是這一切即將改變。
我的兒子西蒙生於1983年11月。蒂娜的產假請得比較長，原來準備再回去上班。但是，數字革命很快就提供了其他的就業機會——這樣的工作不會與她帶孩子的時間產生矛盾。1984年6月，我用我的第一台電腦伏案工作，用調製解調器鏈接到新澤西技術學院的“電子信息交換係統”（EIES）上。我開始備課，準備9月給西部行為科學研究院開一門網上課程（見第九章）。接通的第一個晚上，我就認識到了網上學術交流的價值。我給《自主學習的技術》（Autonomous Technology）的作者溫內爾（Langdon Winner）發出一封電子郵件。他的名字我是在網上看到的。一個小時之內，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住在加利福尼亞，我住在紐約）。9月，網上教書的第一天，我就認識到了網絡教育的價值。到年底的時候，我向社會研究新學院（1984年名叫“網上新學校”）提出一份網絡教育計劃。1985年1月，它接受了這個計劃。於是，聯合教育公司就起步奔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