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Freud，1930，pp.38-39）說，我們穿戴技術時，就成為“冒牌的上帝”（prosthetic God）。他指出，車船、飛機、眼鏡、照片，還有電話、文字等，都合力使我們成為“真正了不起”的人，即使我們不特別高興，也不特別適應這種上帝般的地位。他這樣說時想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了電子媒介的含義。
運輸工具的方方麵麵，幾乎像上帝一樣無處不在，如上所見。但是，這些工具並不是無形無象的。我們的身體隨著船在海上航行、隨著飛機在空中飛翔。把我們帶離這個行星的宇宙飛船也是這樣的。就宇宙飛船載人和攝像機之類的通訊設備來說，人在運輸方麵取得的勝利，也成為傳播的勝利。這是我們地球眼光和超越地球眼光的勝利。
阿波羅18號的月球之旅是關鍵的一刻。這並非是第一次月球之旅，然而是20世紀最後一次登月之旅。它在月球上的錄像是彩色的、清晰的，比阿姆斯特朗乘阿波羅11號初次登月時發回的模糊的黑白圖像要生動得多，清晰得多。在阿波羅18號的月球之旅途中，宇航員科爾南（Gene Cernan）和施密特（Jack Schmidt）曾經把高性能的攝像機對準地球。這一刻的重要意義引起了休斯敦控製室的注意：圖像分辨率高、洞穿雲霧，表現了活生生的地球形象，海岸線在雲彩之下清晰可見。控製室裏的人覺得，月球上的攝像機似乎正對他們看（見電視片《從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第12集，1998）。他們處理的來自月球的形象，不僅包含了他們對這個形象的處理本身，而且包含了地球上發生的一切東西。再也沒有什麽東西能使他們更加覺得自己像是上帝了。
麥克盧漢窮追這個送回地球的地外觀點，直到其發軔期。他說，這是一個“勸說西方人肩負上帝使命的心態，地球衛星使地球成為一件藝術品。那個鋁灰色的小球引起一種新的觀點：把地球當作可以進行編程的東西”（With BrucePowers，1989，pp.97-98）。無論這個矛盾的形象是鮑爾斯提出的還是麥克盧漢原來就有的觀點——藝術和編程並不能夠友好並坐，沒有人認為用數字作的畫是藝術——它還是抓住了地外觀點賦予我們的日益增長的控製力和責任（關於地球衛星和作為藝術的地球，見本書第十二章；關於數字地球，見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