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你是王瑤先生的高足，不妨就從你做研究生時候說起吧。王瑤先生門下，還有錢理群、吳福輝、淩宇、溫儒敏、陳平原等，都有比較高的學術成就，但是你們每個人的治學風格都大相徑庭。作為一個群體來考察，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你覺得，有哪些因素促使你逐漸養成自己的學術個性？
趙園：我其實不大習慣於“話說從頭”，你既然問了，也不妨由這裏說起。我和你說到的幾位，是“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這一屆的特別之處，是其中不少人讀研的時候已近中年，人生閱曆較為複雜，不同於毛澤東所批評的那種“三門幹部”。此外，一些體製化的安排，當時還沒有成型，比如沒有實行學分製，沒有對於學位論文的規格上的要求。我們大部分時間用來讀書，這方麵的環境相當寬鬆，有利於發展你所說的“個性”。有人寫北大法律係七七級的本科生，說“當時法學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閱讀文學、曆史、政治著作，馬恩的著作，大家都讀過，而且不是一遍兩遍”，“教員和其他教學資源的匱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學教育顯得格外寬鬆自由”，有人“在婚姻法考試時交了自己寫的一篇小說以求代替，沒想到任課老師也欣然接受”（引自《文風背後是一種經曆》，《讀書》雜誌2008年第1期）。起點很低，資源有限，另有其他的一些壓抑的因素，卻又有上麵所說的那一種寬裕。七七、七八級的本科生，七八屆即“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中的所謂“人才”，他們的成長多少賴有這種條件。在大學體製化的過程中，這一種求學生活是令人懷念的。
王瑤先生對我們相當放任，不曾向我們提出太具體的要求，主要由各人自己摸索。我的那班同學入手處就互有不同。還記得其他同學依照王先生的指導在北大中文係資料室讀舊期刊，我卻在圖書館讀“文革”前已部分出版的《西方文論選》，同時一家一家地讀作品集。讀文集，即使到了“明清之際”，也仍然是我的入手處。但對“知識分子問題”的關注，在我們，卻是共同的，隻不過取徑互異而已。回頭看，起點處的選擇，對一個學人有可能意義重大。三十年來，我的學術工作大致圍繞著“知識分子命運”展開，貫穿的線索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