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悌倫譯 渝之校
18世紀的詩人、哲學家、教士一類的市民在稱呼“德行”一詞時慷慨激昂，娓娓動聽，致使這個詞變得令人生厭，我們一聽到或讀到它，便難以忍俊。當今時代是工作和成就的時代；對這一時代來說，談談“才幹”也就夠了。這樣一來，當今時代的德行便與人分離，變得極其可憎，簡直就成了獨立的活怪物——人們稱之為“業務”或“事業”——的規則，結果，尚有品德的人充其量悄悄地維護德行，竭力注意至少不讓德行顯露出來。[2]對一件事奉上錯誤的熱情，時間一長，便會玷汙它。
為什麽德行應該是一個例外呢？話說回來，在其他時代，比如在中世紀鼎盛期，希臘化時代和王政時代之前的羅馬人時期，這位如今老掉了牙而尖聲叫嚷的處女卻雅趣盎然，令人喜愛，極富魅力。今天，人們一看到這個詞，就會想起在對某種東西——這東西並非是為他人——的態度中難堪的費心；在古代，人們樂於談論德行的“光輝”和“裝飾”，並將之比作價值連城的寶石。基督教的神聖象征使德行自發地從個體的心底裏放出光彩，並帶來這種思想：德行的善和美並不基於人對他人的行為，而是首先基於心靈本身的高貴和存在，德行對他人而言，至多不過是順便具有意義的可見範例而已。就是說，是作為他人可以“采納”的範例，而不是作為“人們舉出”的範例。
現代人已經不再把德行理解為一種對意願和行為的充滿生機而又令人欣喜的能夠意識和力量意識，這意願和行為當然是既自在，同時又為了我們的個體性、權利和幸福的；也不再理解為自發地從我們的存在本身之內湧出的力量意識，而僅隻理解為含混得無法體驗的“素質”和依照某種一定之規行動的稟性。這就是德行變得令人們難以忍受的首要原因。[3]德行也變得毫無魅力，這是因為：不僅德行的獲得，而且德行本身都被當成了我們的累贅，與此同時，隻有缺德或惡習才使人難以為善乃至汗流浹背。而具備德行之後，一有善行，便會給人以雲中白鶴、自在高翔的印象。德行之所以變得如此，是因為：我們以為，通過習以為常地履行人的義務，德行是可以養成的；然而，德行根本就與一切習俗尖銳對立；德行具有內在的高貴——也隻有高貴才是其尺度。一般地講，德行才能夠“使人承擔義務”，才能從自身出發去規定人們可能義務的等級、品質和充足。今天，人們在談論德行時，以為德行對有德行之人本身毫無意義，似乎德行隻對另一種為數不少的人才存在：這些人借助於該詞的概念粗略估計他們所承認或否認的有德行之人可能怎樣對待德行。才幹和技能總是“在做什麽事上”表現出來的，也就是說，是一種既定工作的才幹和技能。可是，與才幹和技能不同，尚未變得醜陋的德行是位格本身的一種品質——這並非“表現於”預定舉止和行動方麵的品質，更不是指造福於人，而是有德之人的一種自由的裝飾，猶如帽子上的羽毛。一切行動和舉止均出自位格，內在必然地發自位格；品質就融於這些行動和舉止之中，絕對抹除不掉。為了逐漸使這一有力的強光更容易、更迅速地在內心熠熠生輝，人必須有所作為；盡管可以認為，“天命所定”，為此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然而凡是可“願”和可“獲得”者，都與德行不相幹。確切地說，德行本身乃是未經追求便到手的“利”，是恩典的自由饋贈——承納這一饋贈須備盛禮隆儀，勞心費力隻是接受的必要準備罷了。對於那些氣喘籲籲地追逐德行的人，德行唯恐避之不及；其躲避之迅疾與靈巧，更甚於其孿生姊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