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底，孫中山由日本冒險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應是踐梁啟超前約，相機參與長江大舉。
早在四月間，梁就致函孫中山，勸其接受“借勤王以興民政”的策略，待其借款成功之後，“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1]孫中山因此決定赴新加坡，與宗旨相乖的康有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啟超等人的勸說，同意聯合陣營采用勤王旗號。他在新加坡時表示：“不錯，我誌在驅逐滿洲人，而他支持年輕的皇帝。我希望與他磋商，為我們在共同路線上的聯合行動作出安排。”[2]
在此孫中山沒有堅持要求康有為放棄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認雙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尋找共同路線。同時，孫中山又並非容納康的保皇主張，而是接受梁啟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興民政。現行專製製度必須改變，實行憲政，至於具體形式，則依據形勢的變化而定。而且興中會本身不使用勤王旗號。惠州起義時，義軍借諸報端，宣稱：“發誓驅逐滿洲政府，獨立民權政體。”[3]
當聯合請求再度遭到康有為拒絕時，孫中山暫時打消了對康本人的寄望，卻依然對其他維新誌士持有信心，認為：“大概除了康黨以外，都能夠結成一體。”[4]8月中旬，梁啟超歸國參加自立軍起義，途經日本，可能與孫中山會晤過。[5]恰好這時孫中山因廣東經略受挫，處境艱難，“心中對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絕望，想親自在中央地區掀起波瀾”[6]，遂決定暫停廣東行動，趕赴上海。臨行前發表談話，表示：“可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盡管他聲稱此行“不抱任何危險激烈的企圖，而是考慮始終采取溫和的手段和方法”[7]，實際上準備自立軍大舉後相機加入或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