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俄運動後，孫中山趁革命風潮鼓**之機，從思想上組織上對保皇派發動反擊，成效顯著，其影響不僅限於美洲，上海的《大陸》《警鍾日報》，香港的《廣東日報》，都報道過有關情況。同時，孫中山基本完成其革命理論的創建，將除舊與布新融會貫通，可以滿足知識界的精神需求，這就為吸引留學生，建立革命大團體奠定了思想基礎。
1904年年底，孫中山自美洲抵歐，在布魯塞爾首創革命團體。據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孫中山曾與之就以會黨還是以新軍及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問題，辯論三日夜，最後孫中山接受其意見，才決定“今後將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1]。一些學者以此為據，認為孫中山至此仍對知識分子采取輕視態度。[2]這樣一來，1905年同盟會成立於留日學界似乎純屬偶然。但從各方麵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武裝起義依靠新軍還是會黨，並不涉及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整體地位與作用，更無輕視之意。理由如下：
1.劉成禺說：“甲辰先生由日來美，謀開黨之大團結。先生曰：‘自《蘇報》鄒容《革命軍》發生後，中國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氣象，但無綱領組織，徒籍籌款，附黨於三合會，不足成中國大事也。’乃謀設同盟會，指揮事業。”[3]則孫中山聚集知識分子組建革命團體的計劃不自比京始。此回憶可以從孫中山在美洲所寫致公堂公啟得到印證：“近者各省讀書士子遊學生徒，目擊滿清政府之腐敗，心傷中華種族之淪亡，莫不大聲疾呼，以排滿革命為救漢種獨一無二之大法門。無如新進誌士，雖滿腔熱血，衝天義憤，而當此風氣甫開，正如大夢初覺，團體不大，實力未宏，言論雖足激發一代之風潮，而實事尚未能舉而措之施行也。”[4]這與其他革命黨人的看法不謀而合。被視為“孫黨”的秦力山鑒於留日學生皆具愛國心，“以學生之力量，則雖有千百滿政府，已不足以當之”，因而主張立黨聯絡，協調指揮，以製造“暢行其誌”[5]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