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國內知識界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是雙方思想上的溝通呼應。1895年後，孫中山雖然身處海外，對國內形勢的變化發展和思想潮流的起伏消長一直十分關注，特別是對國內知識界的思想狀況，尤為關心，從中汲取有益成分，調整充實和豐富完善其理論，以強化政治綱領的影響號召力。關於雙方這方麵的交往聯係，限於資料，難以全麵詳盡地再現，不過從種種跡象中，仍然可以找出一些線索。
從1894年創建興中會起，孫中山就明確宣布，要“創立合眾政府”，提出了共和國方案。1895年拜訪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恒次郎時，又表示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1]1897年與宮崎寅藏筆談，更斷定“人群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並駁斥一些人所謂“共和政體不適支那之野蠻國”的觀點，認為共和製不但適合中國國情，而且有“革命上之便利”[2]。但在很長時期內，其漢語詞匯中似乎沒有“共和國”這一特定名詞。1900年以前，國內知識界對於民主共和思想一般還不能接受，甚至所用名詞的概念含義也與後來不盡相同。維新派把“共和”解釋為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以“民權”與“民主（民之主）”相對。
隨著新知識群的擴大和民主思想的傳播，有關術語概念不斷變換，在國民主體觀與近代國家政治製度的融合下，“共和”一詞中的皇權因素被徹底剔除，成為表達近代中國民主政製的特定符號，為進步知識界普遍接受。1902年11月南洋公學退學風潮中，學生們大聲疾呼：“二十世紀舉世皆共和，不共和則為鄙夫”，“惟共和能久存於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3]，還將自辦的學校稱為“共和學校”。中國教育會也自稱為“共和的教育會”，決心以共和教育培養共和國民。[4]稍後，鄒容在《革命軍》中又提出“中華共和國”的概念。正是在民主共和思潮風起雲湧的形勢下，孫中山將中國知識界流行的“國民”與“共和國”兩個概念結合起來，提出“創立民國”的口號。這不僅使革命綱領更為明確完善，而且具有鮮明的民族與時代特征，在宣傳上適應了進步知識分子對民主共和觀念的理解與表述，從而對國內知識界更具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