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漢會的緣起，與維新派也有一定關係。戊戌政變後，康梁等一批維新人士亡走東瀛。孫中山屢次主動前往拜訪，希望洽商合作事宜，均遭康有為拒絕。先此，1898年7、8月間，東亞同文會的井手三郎等人與孫中山、陳少白、宮崎寅藏、平山周、犬養毅、中西正樹、池謙讓菊、神鞭知常等頻繁往來，“商議聯合各派力量”[1]，試圖利用變法維新之機，加緊對華行動。因而孫康合作也一度為日本人關注支持。無奈康有為十分頑固，擔心與反清人士交往，有損其忠臣形象，危及權力來源。早在政變前，他就因平山周是“孫文黨”而不願相見，並指責引薦的畢永年，令畢覺得“殊可笑矣”[2]。到日本後，康有為又因畢永年先訪孫中山，且不讚成保皇主張，而“頓起門戶之見，閉門不納”。雙方矛盾日趨尖銳。據說康因畢永年在某報播揚其陰謀，“益深切齒畢，欲得而甘心焉。嚐使其徒某在橫濱一帶地覓亡命，曰：‘有能刺殺畢者，以五千元酬之。’”[3]雙方可謂勢不兩立。
然而，唐才常的介入使關係複雜化。唐雖有種族意識，但對康有為十分欽佩。戊戌後，他力主起兵勤王，並希望聯合各派勢力大舉興師，遊說孫中山接受兩黨聯合進行的建議。孫表示：“倘康有為能皈依革命真理，廢棄保皇成見，不獨兩黨可以聯合救國，我更可以使各同誌奉為首領。”[4]唐才常得到這一允諾，邀梁啟超同向康有為進言。盡管後者固執己見，聯合努力一再受挫，孫中山卻未就此放棄。他一麵與唐才常訂約合作，一麵努力爭取梁啟超。而唐、梁等人在合作問題上並不以康有為的頑固立場為然，比較熱衷於聯合。1898年11月24日，楊衢雲函告謝纘泰：“我們的計劃獲得成功，和湖南的‘維新派’取得合作。”這顯然是指唐才常。同時，“由於自私和妒忌的緣故，兩黨聯合可能有困難”[5]。這裏則是指草堂係師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