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他先後於1902、1905年兩次東渡扶桑。又兩遇退學風潮。其中第一次東渡時間雖短，卻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並對考察當時留日學界的普遍傾向具有典型意義。其自述及海內外的有關著述，對此事的描述頗多可斟酌之處，有必要加以考訂。
1.官派還是自費。據胡漢民自稱，當時“已絕意於滿洲之祿位。欲為人捉刀。得其報酬，為遊學費”，因此跑去考了個舉人，又於1901年秋（其自傳記為1902年）為某氏昆仲捉刀，使之雙雙中舉，結果得六千餘金，“而數年謀留學之誌願以遂”[1]。看來似為自費。但參諸別種資料，則未必然。
胡漢民是以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生的名義去日本的。該科的設置，由弘文學院校長嘉納治五郎在1901年冬遊曆中國後創議，於1902年春開辦，設有六月、八月、九月、一年、一年半等名目。“其各學科之所由名……蓋以吾政府派遣學生之文件上所以名吾學生者名之。”純屬因人設事。該校中國留學生批評日方這樣做的目的，是“欲援所謂服從主義，奪吾邦之教育界，創設弘文學院，立速成師範以為之招”[2]。速成師範科開始主要以清朝中央及各省官派學生為招收對象。1902年4月，湖南率先派胡元倓等12人東渡進入該科，期限6個月，“每人發給遊學費四百元。又發給銀五十兩，作為贍養家室之費”[3]。隨後，湖北、廣東、浙江、江蘇等省陸續派遣，皆為官費。雖然後來“自費生亦往往廁列其間”[4]，但一般不是成批入學。而胡漢民等一行共20餘人，係由兩廣總督陶模“派赴”日本，期限統一為6個月。臨行時，陶模還特派洋務委員沈喜男護送各生至香港乘船。[5]除提前退學者外，這批學生均於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卒業。回到廣州後，還要“詣督院稟到”[6]。種種跡象表明他們屬於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