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6月15日，清政府駐日本東京的公使館裏，出現了十三位長袍馬褂、腦後垂辮的中國青年。這件事後來被視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轉折點。[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輩學者實藤惠秀先生在其開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為近代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發端。此後幾乎所有研究留日學生史的學者都接受這一看法或與之不謀而合。盡管有的著作將此事與清政府確定留日國策區別開來，並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況，但仍然承認其發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時或什麽標準定為留日學生發端更為妥帖，並非沒有疑義。這一問題至少牽涉四個方麵的關係，其一，它標誌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轉。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過去是運載日本學問僧的帆船駛來大唐，現在卻是中國學生搭乘郵輪開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國人留學日本的正式發端，在近代中國留學運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三，它顯示了甲午戰後中日關係的變化，表明在戰爭中失敗的一方認識到向戰勝國學習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揭開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其四，它是近代中國向外國學習進程中的一個界標。派遣留日學生及其隊伍的膨脹，使得中國人學習西方不僅主要轉向以日本為媒介，而且越來越帶有東方色彩，表現出開眼看世界視野的拓展。在確定留日學生運動發端時，應當從以上幾方麵通盤考察。實藤先生正是想指出這些意義，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中引述了日本輿論界的有關評論。可惜所引《太陽》雜誌的兩篇文章，都是1899年後的作品，不能說明1896年這十三位中國青年出現於日本所引起的反響，以及這一事件的性質和意義。
這十三位青年是：唐寶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呂烈輝、呂烈煌、馮訚模、金維新、劉麟、韓籌南、李清澄、王某和趙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這些學生東渡？事情還要追溯到中國向日本派駐公使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