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風雲際會，對戊戌後政局早已深懷不滿的趨新勢力趁機紛紛躍起。經元善的一番話，表達了他們的共同心聲：“堂堂中國政府，惑邪啟釁，無事自擾，以至宗社為墟，此上下五千年曆史所未有，逆藩權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後欲望支那自立圖存，全在國民聯群一誌，並膽同心。舍此外，無可救藥之仙丹。”[1]至此，甲午以來興起的民間救亡運動將清政府從寄望對象中剔除，以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林圭、汪康年等人為軸心，圍繞興中會、保皇會、正氣會、自立會及中國議會，形成宗旨、淵源相互交錯的派係，在反清變政共識與政見利益分歧的交相作用下，結成既合作共事又角逐爭雄的複雜關係。
正如自立軍不是保皇會勤王的主力正軍一樣，自立會也不是保皇會的政治附庸。縱觀當時中國政局，以唐才常為代表的長江趨新勢力處於反清聯合陣營的中樞地位。唐不僅首先提出長江、珠江並舉計劃，主張大合維新各派，而且廣泛結納湘鄂江淮乃至川豫、皖、贛的維新誌士與會黨豪強，在革命與保皇兩派之外自成一大“革政”勢力。保皇會視長江為呼應偏師，唐才常則不自甘偏裨，他在政治上呼籲各派求同存異，組織上堅持聯合共舉，因而能夠獨樹一幟，贏得普遍支持。正氣會、自立會的宗旨與辦事方略，既反映出它們外受興中、保皇兩會的牽製影響，內有政見分歧的派別個人，又表達了革新誌士的普遍共識。以勤王求自立興民政，是一個能夠最大限度凝聚革新勢力的政綱。唐才常勸說“孫康兩派，亟宜犧牲小異，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滿名詞，皆可摒棄”[2]，的確是時勢所趨，不應僅僅從革命與保皇兩極對立的是非來評價指摘，而要認真考慮其合理性與現實性，特別是促成聯合大舉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