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業、副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江南市鎮也日趨繁榮。據統計，明代中後期，蘇、鬆、常、太、杭、嘉、湖等府州有市鎮305個，而到清代中後期，則增加到549個，增長率達80％。[11]這些星羅棋布的市鎮，借著便利的交通和日趨加強的經濟聯係，和蘇州、杭州、江寧等大都市一道構成了江南聯係緊密、四通八達的市場交通網絡。現有的研究表明，像蘇杭等大城市，具有絕不僅限於江南地區的輻射能力，蘇杭的絲織業明代即已十分發達，清代更有進一步的發展，為全國的絲織品生產、銷售中心，其產品不僅銷往華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且遠銷東南亞、歐美和俄國。蘇州又是棉布加工業的中心。清代安徽、福建、廣東、浙江、山西、陝西、山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商人在蘇州都建有各自的會館。蘇州城外的滸墅關“地當南北通衢，為十四省貨物輻輳之所，商船往來日以千計”。杭州位於京杭運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蘇鬆、江淮、山東、京津，南下由錢塘水係及海路可連接江西、閩廣。北新關征收雜貨稅，其稅課來源“上賴江西、閩廣，下賴蘇、杭、常、鎮等商貨”；南新關征收竹木稅，竹木主要產自西部山區的金華、嚴州、徽州等府，順錢塘江上遊各支流抵杭，轉運江南各地。[12]有些學者認為，江南地區的市鎮是超層級的，可以越過市鎮所屬的府、縣城市直接通向全國性市場。[13]但也有些研究者指出，它們仍存在一定的層級關係。[14]不管怎樣，有一點是肯定的，由於城鎮分布密集，市鎮與市鎮、市鎮與城市之間的距離一般都比較近，而且一般都位於交通要津，如塘棲，“當水陸孔道，泉貨湊集”。新市鎮也是“水陸環繞，舟車通利”。如湖州每天還有夜航船往返於各地，交通十分方便。它們之間的聯係廣泛而密切。[15]不僅如此，這些市鎮還通過便利的交通與廣大的農村連成一體。關於這種聯係，費孝通先生以震澤為例，做過非常清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