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口壓力一直是西方學術界認識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20世紀80年代後，這一點也越來越多地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重視。一般認為，人地矛盾到清代，特別是清代中後期，已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然而這一矛盾並沒有阻止清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未形成“遊民”成災的不安局麵。[2]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勞動力資源充分利用前提下的土地生產經營的集約化和手工業生產的擴展。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終歲勤動的江南農民，往往能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可能，開拓各種生產門路，使全家男女老幼都能從事力所能及的農業、副業和手工業勞動。據李伯重的研究，自宋元到明清，每個農戶經營的土地麵積雖然不斷縮小，但由於其經營的集約化程度日趨提高，所投入的勞動並沒有減少，相反有所增加。不僅水稻種植由一年一作製轉變成水稻和春花輪作的“新一年二作製”，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土地改種勞動投入相對高得多的桑、棉。[3]隨著桑、棉等作物種植麵積的擴大，農村家庭手工業也隨之發展，絲、棉紡織業成為與農業並重的支柱產業。[4]逐漸形成了江南農家“人耕十畝”和“男耕女織”相結合的最佳經營模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