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王吉民和伍連德完成於20世紀30年代，中國第一部英文醫學史著作《中國醫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由上海辭書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當今醫界的權威學者韓啟德在該書的再版序言中寫道：雖然從讀書到工作，幾十年間我都沒有離開過醫學領域，然而真正關注醫學史，卻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間，我開始研究傳染病的曆史，之後對醫學史興趣日濃。通過研究醫學史，我對醫學的本質以及發展規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也深刻地感受到當前醫學與人文日益脫離的趨勢，這就更讓我堅定了醫學應當回歸人文的理念。[1]
十年前那場震動世界的“非典”疫情，有如一麵鏡子，不僅展現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力量和合作精神，也照出了種種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非典”的肆虐誠然是中國人民乃至人類的不幸，不過中國社會能借此對以往存在的諸多問題展開反省並有所彌補，亦不失為不幸之幸。“非典”的肆虐，能讓韓啟德這樣的臨床醫學權威進一步切身地感受到醫學人文的重要，並開始反省以往醫學教育中這方麵的缺失，對於我們這樣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乃至全社會來說，自然屬於值得期待的“不幸之幸”。“非典”的流行自然而然地讓全社會感受到了醫療衛生的重要，認識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若我們還隻是將疾病僅僅看作“生物性事件”，將醫學僅僅視為科學與技術，那麽無論國家如何投入，專業人士怎樣努力，醫學恐怕都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增益民眾健康與幸福的功效，甚且還有可能製造“病痛”和苦難。
對醫學人文的關注，自然就會涉及醫學的曆史，醫學史盡管也是曆史的一部分，但在過去相當長時間裏，它在國內學術界一直隻是醫學界自身的專史，很少受到曆史學者的注目。不過隨著國內社會史研究的不斷深入開展，以及國際學術思潮影響的日漸加深，從20世紀末開始，這一情況逐漸有所變動。本書的撰著和出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不過巧合的是，十年前，本書出版之時，正逢“非典”的肆虐之際，際會風雲，讓原本甚少受到社會關注的純學術著作，頓時“火”了起來，不僅本書的一些評介頻頻出現在一些主流媒體之中[2]，就連一向待在象牙塔中的筆者，也需不時麵對記者和出版人的“眷顧”。毋庸諱言，對於本書來說，“非典”的肆虐實在是另一種“不幸之幸”。不過，這樣的“火”，並不是以學術為誌業的筆者所在意和期待的，坦率地說，當時的廣受關注和種種好評，似乎並沒有讓自己真正感到興奮，相反，在當時以及此後的一段時間內，還因感到自己的研究並未能在本書的基礎上取得明顯的突破而內心頗感焦慮，直到找到新的可能突破的研究方向，才漸漸釋懷。不過我依然將其視為“不幸之幸”，因為這一事件，毫無疑問，促動了學界和社會對疾病、醫療以及其曆史的關注和投入。2002年9月，我在本書的後記中寫道：“在疾病醫療社會史領域中，本書隻是一個初學者的探索和嚐試，不免稚嫩和粗淺，但我仍真誠地（或許也是天真地）對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學界對該領域多一些關注和投入。”這樣的期待，現在看來，似已成為現實，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則不能不說應歸功於這一不幸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