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著日記，不再指望阿絲雅還會來。這時，她敲響了門。她進來時，我想吻她。像往常一樣，沒成功。我把寫給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明信片拿出來給她，我已經開了頭，讓她再寫點兒什麽。又一次試圖吻她，徒勞。我讀了她寫的話。她問我寫得怎樣，我告訴她：“比你寫給我的好。”她說我“厚顏無恥”，卻為此而吻了我，甚至還擁抱了我。我們坐雪橇進城，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許多商店，給她買布料做裙子，也就是做她的製服。我把她的裙子稱作製服，是因為她要求新裙子的款式要和在巴黎買的舊裙子一模一樣。先去了一家國營商店，在牆壁的上半部分可以看見宣傳工農階級聯合的紙板畫。畫麵表現出甜蜜美好的感覺，這種趣味在此地很普遍：用蒙著一層絨麵的紙板仿製鐮刀和鐵錘、齒輪和其他工具，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反感。這家店隻賣農民和無產者所需的商品。近來，在“經濟製度”的主導下，國有工廠不再生產其他東西。櫃台前擠滿了人。其他商店很空，在那裏買衣料要憑票，或者不要票，但價格十分高昂。在一個街頭小販那裏，阿絲雅幫著我買了一個木偶娃娃，送給達佳，其實，我是想借此機會給自己也買一個。之後又在另一個小販那裏買了一隻裝點聖誕樹的玻璃鴿子。我記得阿絲雅和我沒怎麽說話。——後來，和賴希去了潘斯基的辦公室。不過，他原以為事關公務才約了我們見麵。既然我已經來了，他就打發我去放映室，那裏正在給兩個美國記者放電影。隻可惜，當我辦完了無數手續終於走到樓上的時候，電影《戰艦波將金號》剛好快要結束了，我隻看到了最後一幕。隨後放映的是《按照法律》，該電影改編自傑克·倫敦的一部小說。數天前，這部電影在莫斯科首映，沒有獲得成功。就技術而言，這部片子不錯——其導演庫裏肖夫的口碑不錯。不過，成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使主題流於荒誕。據說這部電影有一種反抗法製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放映快結束的時候，潘斯基自己也到樓上的放映室來了，最後還把我帶去了他的辦公室。要不是我擔心錯過了和阿絲雅的見麵，我們在那裏的談話還會持續很久。吃午飯無論如何是來不及了。我到療養院的時候，阿絲雅已經離開。我回到住處。很快，賴希來了。不一會兒，阿絲雅也來了。他們給達佳買了氈靴和其他東西。我們在我房裏談話，聊到了在小資產階級的屋子裏，作為家具的鋼琴是屋子裏的悲哀和一切災難的真正的動力中心。這個想法令阿絲雅好似觸了電，她想就此與我合寫一篇文章，而賴希則想把這一題材寫進一個滑稽短劇。阿絲雅和我單獨待了幾分鍾。我隻記得我說了句“永遠，最愛”，她聽了就笑，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話。晚上，我和賴希在一家素食餐館吃飯，餐廳的牆壁上全是宣傳口號。“沒有上帝——宗教是無中生有的發明——沒有創世”，諸如此類。許多涉及“資本”話題的內容，賴希沒法給我翻譯。回到住處後，我通過賴希終於和羅特（約瑟夫·羅特）通了電話。他聲稱第二天下午就要離開莫斯科，考慮片刻後，他隻得接受邀請，十一點半在他下榻的賓館與我共進晚餐。否則我就別再指望和他說上話了。十一點一刻左右，我渾身疲憊地坐上了雪橇。整個晚上，賴希一直在給我讀他寫的文章。他的那篇論人文主義的文章——尚處於研究的最初階段——基於一個富於真知灼見的提問：作為大革命先驅的法國知識分子緣何在1792年之後不久就退下了舞台並成為了資產階級的工具？在我們談論這一話題時，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受教育者”的曆史必須被唯物主義地作為功能並且在與一種“未受教育史”的嚴格的關聯中加以描述。後者肇始於近代，因為中世紀的統治形式不再成為被統治者的一種——不管是什麽性質的——（教會的）教育形式。“誰掌握權力，誰決定宗教”的原則摧毀了世俗統治形式的精神權威。這麽一種“未受教育史”將告訴我們，在數百年的曆程中，革命的能量總是形成於那些未受教育階層的宗教之“蛹”，而知識分子不僅始終以一群背離資產階級的倒戈者，而且以“未受教育”之先鋒的形象示人。坐雪橇使我清醒多了，羅特已經在寬敞的餐廳裏坐下。這裏有喧嘩的樂隊，兩棵僅半個屋頂高的粗大的棕櫚樹，五光十色的吧台和自助餐台以及素雅精美的餐桌，一如從歐洲移置於遠東的豪華飯店，招待著賓客。我第一次在俄羅斯喝了伏特加，我們吃了魚子醬、冷肉和煮水果。綜觀整個晚上，羅特給我的印象沒有在巴黎時好，要不然就是——這種可能性更大——在巴黎時，我意識到了同樣的、當初還是隱藏的一些東西，而這一次，它們就暴露於眼前，使我大為驚詫。在他的房裏，我們繼續就飯桌上展開的一個話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又開始給我讀一篇關於俄國教育體製的長文。我在房裏四處打量，隻見桌上擺放著用過的茶具，顯然，至少有三個人在這裏享用過一頓豐盛的茶點。看起來，羅特的日子過得很闊綽，這賓館的房間——像餐廳一樣的歐式裝潢——肯定很貴。同樣，他這次從高加索到克裏米亞再到西伯利亞的考察之旅也要花不少錢。他讀完文章後，我們聊了起來，我趕緊要求他攤牌，表明政治立場。結果是，一句話：來俄國時，他是（幾乎）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離開俄國時，他成了保皇黨。這個國家常常必須為某些人的意識形態的變色而支付代價，這些泛著微紅、粉紅之光的政客來到這個國家，代表“左翼”反對派，體現出一種愚蠢的樂觀主義。羅特的臉上布滿了皺紋，一副東聞西嗅、令人不悅的長相。兩天後，我在卡梅涅娃學院再次遇見他時（他肯定推遲了行期），又一次留意到了這點。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坐上了雪橇，將近兩點回到了我的旅館。在一些大賓館和特韋爾斯卡婭大街的一家咖啡館前的馬路上有一些夜生活。由於寒冷，人們聚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