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記》記錄了其於1926年12月6日至1927年1月底在莫斯科為期兩個月的逗留。就我對本雅明文獻的了解情況而言，這部《莫斯科日記》是非常獨特的。毫無爭議，這是我們所掌握的關於本雅明的一段重要的生命曆程的絕對最具個性的、徹底且無情坦白的記錄。本雅明的其他一些保留下來的日記形式的記錄往往是開了個頭沒寫上幾頁就停筆了，沒有哪一種能與此相提並論，甚至包括他於1932年考慮要自殺時所寫的非常個性化的種種訊息。
在此，我們掌握著一份自成一體的、記錄了一段對本雅明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曆程的文獻。這段生命曆程完全未經審查地——這麽說當然首先指的是：未經本雅明本人的審查——呈現在我們眼前。所有迄今為止公之於眾的、尚存的、寫給各類人物的書信，總是有著一種特定的取向，或許甚至可以稱之為傾向，一種對收信人有所顧慮的傾向。所有這些書信都缺失了那麽一種維度。這種維度恰恰隻存在於毫無保留的、誠實的自我省思與自我交代當中而且恰恰就在此中敞開自身。唯獨《莫斯科日記》傳達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未被明確寫下來的東西。當然，在這裏或那裏，比如說偶爾在本雅明的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暗示裏，也有對這些事物的提示，隻是，這樣的提示始終是謹慎的、“消過毒的”，是經過了自我審查的。而在此處，它們卻在其充分、詳盡的原始關聯中顯現了出來。從本雅明寫自莫斯科的少數幾封留存的書信來看——其中有一封是給我的；另有一封是給尤拉·拉特（Jula Radt）的——此種關聯是我們未曾料想到的。
三大要素共同影響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首先是他對阿絲雅·拉西斯的**。其次是他想進一步考察俄國社會狀況的願望，或許甚至還希望與此建立某種形式的關聯並由此對關於是否加入德國共產黨的問題做出決定。這個問題，他已經考慮了兩年多。最後，顯然還要考慮到踏上行程之前業已接受的寫作任務。這些任務要求本雅明匯報莫斯科的城市麵貌及生活，即莫斯科的“外在形象”。順便說一下，一些方麵預支的稿費也確實為本雅明在莫斯科的逗留提供了經濟上的保障。為此，本雅明日後須撰寫與此次行程相關的文章。1927年年初發表的四篇文章就是直接起因於這樣的約定，尤其是與布貝爾（Buber）商定的發表在雜誌《造物》上的長文《莫斯科》。這篇文章是對《莫斯科日記》中最初的相關記錄所做的、往往是大規模的重寫，其不可置信的精確性令人驚歎，觀察與想象在其中以罕見的強烈程度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