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身價值進行客觀判斷，他者的認識是必不可少的，他者認識與價值判斷的客觀性密切相關。因而通過《北京風俗問答》等著作中日本人對於北京的書寫，借由外國人的視角，使北京呈現出自身的無數視點和方麵，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20年代北京的城市發展進程做出客觀判斷。這既不同於中國史書的記載，也與中國人撰寫北京民俗的書籍，如《帝京歲時紀勝》《宸垣識略》《日下舊聞考》《藤陰雜記》等迥異，涉及了許多中國人習以為常而不易察覺或不屑記錄的內容，表現了作者因來自異質文化而特有的敏感與獨特的視角。
同時，作為經曆了明治維新的日本人，作者的他者書寫還包括了第三種視角，即西方現代文明的視角。因而又與近年來備受學界關注的乾隆時期朝鮮使者所作手記《湛軒燕記》《燕薊紀程》《燕行錄》等有很大不同，後者往往以觀光客的身份對北京做浮光掠影式的獵奇。近代日本及日本人在確立其民族認同的同時，實施所謂“脫亞入歐”的國策，諸事均以歐美國家為範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文明國”創建基本步入正軌。自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殖產興業”以來，發展速度驚人。從1866年至1873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達到32.2%。到1885年，日本隻用了15年就初步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從封建的農業國初步變成一個資本主義農業工業國。到19世紀90年代，日本又實現了以軍事工業為發動機、以發展輕工業為主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日本完全轉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因而，日本人以西方現代城市的標準作為衡量尺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如果僅以他者的視角來理解作者對北京城市現狀及市政管理的嚴厲批評，是不夠的。作者一反日本早期對中華文明的尊敬與崇尚之風，以冷峻的筆觸揭示市民與社會的弊端，常常以一個文明之邦的國民跳出來，批評北京市民懶惰且沒有秩序的平民生活，渲染其不文明、不清潔的生活習慣和卑劣的國民性，指責政府公務人員及普通市民表現出的對國家和公共觀念的漠然態度，充滿墮落和享樂的社會氣氛。“不論什麽事情，隻要叫中國人一辦，立時立刻，就會百弊叢生。”[32]一種相對於中國的自身優越感洋溢於字裏行間。這與本書作為官話讀本的體裁和用途無關，而是時代風氣使然。事實上，這樣一種中國觀和日本人自身的優越感，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具有普遍性。經曆了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特別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標誌性勝利，日本人的自信心極度膨脹，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中國和朝鮮等鄰國，在現代國民和國家的各種價值尺度的衡量下，遭到徹底否定，它們作為文明尚未覺醒的“野蠻之國”成為日本的參照，使日本的“文明之邦”的地位得以凸顯。以《太陽》雜誌為首的日本各大媒體，發表了《支那國民性之由來》《論支那人之秉性及對支那之方策》《支那兵與日本兵》《征討清國之結局》《日清教育之比較》等文，無不充斥著這樣一種論調。[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