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場之於結構
在提出社會（society）和社場（communitas），以及分別與之對應的結構（structure）和反結構（anti-structure）、狀態（state）和過渡（liminal）時，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在強調二者的不同、對立的同時，也強調二者的互補和相互可轉換性，強調結構之於社會的顯性、主體性和反結構之於社會的隱性、從屬性，以及反結構在社會整體性的儀式——社場——等部分場域中的主導性、主體性。特納指出，在時間的橫坐標中，社會和社場交替出現；在人們觀念和行為的縱坐標上，結構的社會和反結構的社場的共同作用才構成了一個完整社會；社會生活中的每個個體和群體的生命經曆都包含在結構和社場之中，包含在狀態與過渡之中。在一定意義上，在結構社會中，是邊緣的或低等級的社場中的人才象征了“普遍的人類價值”（universal-human values），才是具有“人的情感”（the sentiment of humanity）的人[61]。由此，或者可以進一步說，社場是社會前行的源點和動力機製，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基礎，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結構的社會是為反結構的社場而存在的。
盡管天橋藝人及其表演能讓多數人歡樂，在撂地現場的心理場的互動中部分滿足觀眾的欲望與虛榮，這些表演也被近代的報紙等傳媒不時報道，但是，相對於整個大的社會體係而言，近代天橋藝人是長期被忽視、貶斥的，屬於邊緣，是次要的。在都市的“下體”，他們形成了包括日常用語、生計方式、價值觀念等異於他者的生活世界。在這個生活世界中，天橋藝人豪俠放任、任性而為，迷狂、張揚，義氣、平等。他們的表演和生活都在不同意義上強調著承載人之本性的下半身，有著典型的社場特征。[62]這對於在本質上更講究秩序、層級與形式，並在20世紀後半葉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而言，彰顯人性和人之本真的近代都市雜吧地也就普遍地被視為社會的毒瘤，並經曆了徹底的整治。伴隨對藝人的同化、妓女的改造、惡霸的懲治、市容的美化，在首都的雜吧地天橋也經曆了暴風驟雨般的洗禮。事實上，正是伴隨對這些毒瘤不遺餘力的清除，與數千年農耕文明相伴的，整合傳統結構社會的價值、倫理、道德被撕得七零八落，而變相地轉化為與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相符的甲魚宴、卡拉OK廳中貪婪的嘴和按摩房中看不見的溫柔的手，並進一步使充滿欲望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他者”[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