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們用較大的篇幅記敘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領導的民眾團體商民協會與商界上層之間的兩次劇烈的衝突，以及中央、地方黨政當局的反應，通過這些記述，我們既可以細化已有的認識，更可以糾正某些傳統的結論。
在民眾團體與商界上層的衝突中，呈現出一種國民政府與地方軍政當局聯手對付國民黨地方黨部及其支持的民眾團體的局麵，國民黨中央黨部對地方黨部的申訴則隻是虛應故事。國民黨人因身份不同而分屬不同的陣營，這種狀況表明，國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表現為國民黨的新舊之爭與黨政之爭。當時商震即注意到，在國民黨內，存在著新舊兩派，新派人物大都年輕氣盛，但空有社會理想，而漠視社會實情，因此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往往操之過急；舊派穩健老成、持重和平，令人稱道，但有類似過去軍閥的氣味。[73]
商震觀察到的正是國民黨的實情，高高在上的舊派以蔣介石等當政者為代表。蔣介石於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時，對執政路線的闡述給人的感覺是，除了在反蘇反共這一點上與大革命時不同外，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所揭櫫的“打倒帝國主義”與“擁護民眾運動”兩大政策並沒有改變。4月18日，蔣介石在講演中表示，他的政府要繼續推行“打倒帝國主義”和“扶助農工”的政策。[74]蔣介石還毫不含糊地表示，“繼續革命工作，擁護民眾運動”[75]。
然而，這並不是蔣介石的真實想法，他除了改變大革命時期激進的外交政策外，對民眾運動的政策也漸趨保守，原來他對民眾運動的表態是口是而心非，隻不過是暫時還沒有機會將他對民眾運動的真實態度表露出來而已。1927年12月11日，中共發動廣州起義，這給蔣介石壓製民眾運動提供了借口。起義發生後，蔣介石於13日對記者發表談話，稱共產黨在廣東製造暴動，不僅是廣東的問題，漢口、上海、天津等地，無不有共產黨活躍。所以在未製定一定的辦法以前，“須暫將一切民眾運動製止，以免為彼等所利用”[76]。這才是蔣的真實態度，表明他對民眾運動極為反感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