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規劃建設史上，朱啟鈐和袁良主政北京時期分別開展的一係列近現代化城市和建設活動對改進市政、促進北京向近現代化和工業化邁進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北京自主的、已經步入正軌的城市規劃建設的實踐活動，由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占領北京而被暴力中止。
日本大規模發動侵華戰爭後，其對華作戰策略進行了結構性調整，華北地區是其能否長期鞏固占領區穩定局麵、對其他戰場進行經濟軍事支援的重要基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侵略者出於侵略和殖民目的，組織編製了《北京都市計劃大綱》並進行了部分實施，對當時北京的城市空間格局和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後來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實踐，具有一定的曆史意義。可以說，這次日本人主持製訂的北京規劃是侵略者妄圖長期占領和統治北京的鐵證。從技術的角度看，這是北京出現的首次近現代化意義的城市總體規劃。日本本土產生的城市規劃法規以及“市區改正”等理念和技法是對歐美當時先進的城市規劃思想的全麵移植，這種移植通過在北京的規劃活動進行了部分的複製。
日偽政府在進行規劃建設的過程中還頒布了相應的都市管理法規和標準，如在1940年7月後陸續頒行包括《城市改良地區征費條例》《保存名勝古跡古物暫行條例》《華北新市區建設暫行條例》《華北新市區建設事業特別會計規則》《北京特別市新市區租用土地暫行規則》等在內的法規，為保證充滿日本占領者利益的規劃的實施起到了一定作用。
[1] 本文選自王亞男：《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
[2] 《北京都市計劃大綱》，見《興亞院興技調查資料》第五號，1941（作者複製全文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