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變遷的浪潮中，近代的北平經曆了劇烈的變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首都地位的失去，因而1928年的北平麵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適應它的新身份。幸運的是，新上台的北平市政府並沒有中斷自晚清就開始的城市近代化的進程，並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在北平的城市麵貌改變的同時，犯罪問題成為與北平發展不協調的重要問題，逐漸引起了北平市政府的重視。
犯罪是社會的產物，犯罪隨社會的變遷在犯罪的種類、表現和範圍等方麵發生變化，作為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去解釋人為什麽會犯罪是一個永遠不顯落伍的話題。盡管社會學家對犯罪的原因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分析，但是要分析特定曆史時期犯罪的原因，顯然無法脫離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而1928—1937年的北平犯罪問題自然也離不開當時的社會環境。犯罪不僅僅反映了非正常的和病態的行為，它實際上提供了一個視角，不僅展現了北平社會生活變遷的風貌，還有助於我們對國家權力的控製程度進行考察。
雖然社會學家都承認犯罪的統計數據與實際的犯罪數字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統計數字仍然被認為是衡量犯罪狀況的重要的指標之一。通過對統計數字的分析和大量的案例考證，南京國民政府統計下的北平犯罪問題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變化。1928—1937年，從犯罪的數量和類型上看，雖然北平犯人的數量較民國初年有了增長，但與北平的人口增長相比，增長的幅度並不大，女犯數量甚至相對有所減少。這一時期不論男犯還是女犯都囊括了所有的犯罪類型，尤其女性犯罪還涉及了以往沒有涉及的犯罪類型，如暴力犯罪。人犯數量的有限增長，顯示了北平市政府在社會管理職能上的努力，而這種努力也得到了北平市居民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