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具有社會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在於身體是有性別的，“對身體的控製從本質上是對女性身體的控製”。[1]在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結構中，女性的身體是權力控製的焦點之一，非常易於受到社會各種標準的規製。因此在對身體問題的研究中，離不開對女性身體的討論。
在近代中國，社會對女性身體的傳統束縛開始瓦解，傳統女性的身體也開始遭到批判，被認為是虛弱和病態的，在知識分子運用身體作為國家的比喻時，這種女性身體常常被用於指代民族的弱勢地位。這種類比一方麵來自中國傳統的思維慣性，即通常將弱勢一方作陰性類比；另一方麵也是在國家現實與女性身體現實的兩相關照下得出的結論。在近代民族國家話語中將國家比作“弱女”，“表征了中國知識者對中國於世界體係中被降到‘女性’地位的恐懼和焦慮，突出強化了國族憂患與危機感”。[2]
但國家和民族欲與列強相競爭，不能忽視女性的作用。其中女性作為國民孕育者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強調：“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3]因此，在新興的民族國家話語論述下，女性的身體被要求重新建構和規製，以擔負起培育健康國民的曆史重任。“國家之所以有責任教育和‘解放’婦女，是因為有必要塑造出能夠在生物學和文化意義上生育‘優質’公民的高效母親。”[4]
知識分子對女性的重視還體現在要求將其視為國民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人從進化論的角度論證女性對於國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指出“握此進化機關，實在女子，蓋女子者，教育之起點，社會之元素，風俗之主人也”[5]。由國民之母體，進而到國民本身，女性的身體狀態反映了一半國民的身體狀態，還代表了未來國民的身體希望，因此女性身體攸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這是近代女性論述的主導潮流。在近代社會為女性身體打造的種種規範中，衛生知識是其中的重要標準，推動了女性身體的解放和再造，奠定了女性新身體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