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紀的衛生觀念曾是宗教和巫術的混合體。例如禁食豬肉源於對豬肉是汙穢的認識。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使人們開始采用理性和科學的方式向自然尋找疾病原因，由此將近代衛生的理念建立在衛生學的基礎之上。衛生學是近代才產生的科學，其社會根源是工業革命對人和環境帶來的負麵效應，主要表現為機器大生產對城市居民生存環境的不利影響，以及傳染病的流行；其學理基礎在於18、19世紀西方的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學等學科的不斷進步和成熟。根據近代知識分子的梳理，最早的衛生學著作是1752年普零格氏（Pringle）著的衛生學，其引申司丹漢氏（Sydenham）的流行病學說，講述在醫院及兵營中管理腸胃病之方法。[1]在此之後，1858年德國衛生學創始人之一的拍騰科斐氏（Pettenkofer）發表的Hygiene一書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衛生學著作，日人譯作衛生學。[2]
近代的衛生學，是建立在實驗基礎上的係統科學，具有科學性，同時作為維護公眾群體健康的科學，具有社會性，因此“衛生學的現代，應為實驗衛生學與社會衛生學的總稱”[3]，在英美國家通常用Public Healthy（公共衛生）來表達衛生學。在一些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眼中，也應當以公共衛生學代替衛生學，如陳方之就主張將Hygiene重新界定為公共衛生，以明確這個新事業，並清楚地區分其與當時流行的各種個體衛生的重大差異。
近代的西方國家將開展公共衛生作為國家的基本責任，這源於社會契約論的影響。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社會契約的政治產物，對外要求國家富強，對內要求天賦健康權，勞動力的健康是保持國家工業發展的必要前提。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19世紀中期西方出現了公共衛生運動，英國是這場運動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