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世界通行的時間源自西方。西方的時間最早以鍾表的形式，在明末時由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引入中國，但當時鍾表隻是作為宮廷的收藏和士紳的玩物得到接納，而不是作為日常計時的工具。當西方列強用武力強迫中國卷入世界市場後，近代中國為了應對“商戰”而興起了工業和商業活動，由於在其中勞動金錢化的計算，鍾點時間在一些大城市開始得到一定範圍內的使用。[1]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曆法和紀年的采用開始成為社會討論的議題，在“改正朔”和“趨於大同”的思想推動下，民初確立了陽曆的使用和公元的紀年。[2]世界時間最終被確立為中國的標準時間，采用世界時間被認為是接納現代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是以此表達中國努力跟上世界腳步的強烈意願。
但世界時間在中國社會的最終普及，不是政府用一紙電文通告天下就能完成的。在民國成立以後的二十多年間，隨著應用世界時間的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等近代空間的數量增多和影響力增大，以及書籍、報刊等文本資料和幻燈、電影等圖像資料的傳播，世界時間在城市中的使用範圍才得以逐漸擴大，涉及人群也逐漸廣泛。30年代各地紛紛在城市的中心地帶裝置標準鍾，北京也不例外。1936年5月，北平市市政會議議決在東西單牌樓、新街口等七處繁衝地點設置標準鍾，采用機械運轉二麵直立式電鍾，並於其他各處徐圖推廣，這一決議在當年就得到逐步落實。[3]1937年在市長宋哲元的提議下，又在天安門增添自鳴鍾兩架，並擬裝置播音機。[4]設置標準鍾意味著鍾點時間被完全有形化，不僅醒目地出現在民眾的視線中，還通過聲音傳布至目力所及之外，作為世界時間中最基礎的分時製度，鍾點時間以標準鍾的方式真實地矗立在民眾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