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位旅行者寫道：“10年前到過北京的人或許對這個城市當時破敝不堪的景象仍曆曆在目。街道上布滿了汙泥……河流像汙水溝一樣散發出難聞的氣味。衛生的概念尚不為人所知。”但是他馬上接著說：“如果10年前到過北京的這個人今日重訪北京，他會感覺自己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他簡直無法把北京與昔日那個老城市聯係在一起。”[204]雖然其中不免有主觀誇大成分，但確實描述了北京城市麵貌的改變。
在近代北京城市衛生狀況逐步改善的過程中，城市民眾和推行衛生的市政機構及民間力量之間展開了博弈。城市民眾、穢物清理者和市政機構在對待影響城市清潔的垃圾和糞穢問題上，出於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從表麵上看，近代北京城市的不潔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似乎是自私自利的民眾和穢物清理者占了上風，但市政機構在輿論的壓力和支持下表現積極，後來居上，逐漸成為強勢的一方。在改良城市商業空間的過程中，市政機構和民間力量相互配合，使衛生工作逐步製度化和規範化，推動了城市民眾和商業經營者的衛生意識和改良行動從被動到主動轉變。
在城市空間的博弈中，民眾對城市空間的使用和支配逐漸受到衛生知識的約束和規範，普通民眾、穢物清理者、商業經營者對城市所負有的衛生責任被輿論不斷強調，並被法規製度確定下來。市政機構通過引入近代衛生設施，施以各種行政手段，使其在城市空間中的統治力得到擴張和增強，成功地擴大了國家權力對城市空間和民眾生活的影響。
[1] 此處的空間概念主要來自於[法]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及[美]大衛·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
[2] [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34～35頁，北京，中國書店，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