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從唐代設立“從祀孔廟”製度以來，天下學子士大夫們莫不以身後能入祀孔廟為榮，這對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之發揚起了重要的作用。[2]舉例來說，清乾隆十九年（1754），士人李祖惠在為徐世霖（字璘如）遺像作讚時，說到徐氏少時有誌於學的關鍵，他說：
公賦資粹美，年六歲隨父浩庵公之慶元司訓任。曆兩廡，見本縣陽明王氏配聖廟，即有誌性學。[3]
本段敘述乍看之下，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小孩子跟隨父親至外地任官時，看見陪祀孔廟中的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封新建伯，諡號文成，1472—1529），因而有誌於心性之學。但深入理解徐世霖的背景後，則有另一番不同的解讀。首先是徐世霖之所以獨獨因孔廟中的王陽明而興起其誌，主要原因是他的先祖輩徐珊（字汝佩，號三溪）[4]、徐漢（字肅夫，號笑亭）[5]與徐天澤（字伯雨，1482—1527）等都曾師從陽明，而他在外地見到同鄉人能夠奉祀於孔廟，恐是興起顏淵所說“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情吧！其次是“從祀孔廟”的尊榮，對士人學子而言，仍然是終生企望的目標，哪怕是年僅六歲剛上庠序的童生。假使說徐世霖想要一探陽明能從祀孔廟的原因，勢必得先了解陽明的生平事跡與思想內容，而此時最簡單與最容易得到的權威資料，必定是記載有關孔廟內所有人事物的《闕裏誌》（此書曆代一直有增修），書內皆記有曆來入祀之人的傳記[6]。熟悉陽明生平研究的人，一眼即能看出收在《闕裏誌》內陽明的傳記，其內容的敘述脈絡皆原本自《王文成公全書》內的《年譜》。不僅如此，在地方誌中（尤其是清代官方所修撰的），隻要有記載陽明的傳記，其內容也大都沿襲自全書本《年譜》。可以說後世士人學子對陽明的理解，完全籠罩在單一的說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