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一生的重要階段大致落在孝宗弘治與武宗正德時期，而這兩個階段，分別帶給他不同的影響。弘治時期可以算是陽明思想的孕育階段，接收父執輩那種道德與事功並重的學風與人生觀，使其性格具有強烈的經世精神。但是，隨著弘治末年學風的轉變，陽明所懷有的經世精神，並不為當時的學術界所重視，而是以詩文相高的。這樣的轉變，一度困擾著陽明，使其失去人生的目標，而迷失於佛教與道家的思想。直到覺悟於“孝”之理無法斷絕，而再回到其過去經世的理想，意欲通過講“身心之學”，來改變當時記誦辭章之學的流弊。
正德元年“誅八虎”事件的失敗，對其人生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他上疏被貶謫至龍場，亦是其思想轉折的契機。在龍場時期，陽明通過對如何成為“君子”的思考，一步一步地去反省“聖人之學”內容，終至提出其以“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他體悟到要能治國平天下，必須靠自己的“心”，因為天下之所以亂，起因是每個人的私心作祟，故必須改造“人心”，而起點就從自己開始。所以，“去除私欲”就成為陽明思想理論中的關鍵因素，隻要能去除私欲，就與聖人一般，即能出而治國平天下。因此，陽明重新理解《大學》，提出其不同於朱子的“格物誠意說”，格心上之物，以達意誠知致，而非朱子格物窮理以致知的工夫路徑。
回到北京的陽明，因為處於“後劉瑾的時代”，其過去“政治受難者”的身份，不僅未能替他爭取更好的處境，反而因為政治權力仍在宦官之手，而身陷尷尬的處境之中。陽明深深地體悟到，劉瑾一人的被殺，並不足以撼動整個國家局勢的結構，而宦官之所以能安居其位，最重要的原因仍在士大夫們沒有自覺他們自身也是此道德淪喪的幫凶。要改變這樣的情勢，就必須改變士大夫們的想法，重新發掘去認識古聖先賢道理的價值，喚醒時人重新正視現今國家社會的問題。因此，陽明大力宣揚其“一心運時務”的思想理論，但由於其內容專注於對內心的克治存養，無疑地帶有“心學”的色彩，在當時“朱陸異同”爭論不休的情況下，很自然地被劃歸為陸學。即使陽明如何訴說他的思想脈絡，也難以動搖時人對其思想的既定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