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聽到同樣的說法。荷爾德林[1]對伯倫多夫[2]寫道：“縱然心靈與生計的困境會將我驅使至塔希提島，我願意並且此外必須仍然說德語。”克萊斯特[3]對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4]寫道，他“已經不止一次幾乎產生不得不在國外生存的悲傷念頭”。路德維希·沃爾夫拉姆[5]對法恩哈根·馮·恩瑟[6]寫道：“您不會讓一位擁有一定程度上沒有汙點的文學聲譽的德國作家陷入貧困。”格雷戈爾維斯[7]對海澤[8]寫道：“這些德國男人真的要讓一個人餓死。”而現在畢希納對古茨科寫道：“您還會見到，當一個德國人餓了時，他就無力做什麽。”從這些信中，有一道刺眼的光投在德國詩人與思想家的漫長行進隊伍上，這些德國人被束縛在一條共同的貧困長鏈上，在那個魏瑪人的帕納塞斯山（Parnass）[9]腳下拖著疲憊的腳步前行，在那裏教授們正要再一次去采集植物來研究。——對所有帕納塞斯山為之作證的不幸而言，下麵這封信分得了幸運的經曆。特別是，他的弟弟路德維希·畢希納（Ludwig Büchner）站在他的立場上，為親近格奧爾格·畢希納及其未婚妻的人——他們成為了幹預措施的犧牲品——這樣辯護：在他看來，關鍵的隻是“對了解那個時代的和畢希納參與的政治運動而言，何事顯得重要”。[10]下麵這封信為這種參與定下了一個宗旨。就在1835年3月1日的清晨，畢希納從達姆施塔特出逃了。當局掌握“人權協會”（Gesellschaft für Menschenrechte）的成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據說《丹東之死》（Dantons Tod）的創作是在警察監督下進行的。編輯工作也處於警察的監督下。當這出戲劇於當年七月出版時，古茨科本人稱其為一個將就的殘留之物，“一場讓我花夠了克製力的大破壞的遺骸”。1879年，埃米爾·弗蘭措斯（Emil Franzos）[11]才出版了未經審查的版本。世界大戰前夕對畢希納的重新發現，屬於那個時期少數幾個沒有隨著1918年失去價值的文學政治事件，它們的現實性必須極好地讓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他們正看到，在本段開始時提及的一係列聲明在難以估量地增加——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