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浪漫主義中，不僅僅存在一個思維關係上的密集網絡，而且結成了一個從自然科學家到詩人的私人關係上的密集網絡。溫迪施曼[1]、裏特爾[2]和恩內莫澤爾[3]等互有聯係的傑出人物與布朗式刺激理論[4]、催眠術[5]和克拉尼式聲音圖案[6]等互有聯係的想法，連續不斷地保持著雙方隊伍中對自然哲學的興趣。但是這個百年越是向後推移，這種關係就越是鬆散，直至最終在晚期浪漫主義李比希和普拉滕的友誼中找到最奇特的、最緊張的表現。表明這一友誼之特征、使其完全與更早期之類似聯係相區別的，是其專有性，通過它，這一友誼——與其他所有關係相脫離——僅對準這兩位夥伴：一位是十九歲的化學係學生，另一位是年長九歲、同在埃爾蘭根大學致力於他對東方學之興趣的人。可是，共同的求學時間很短。1822年春——這一年讓他們兩人互相結識——李比希不得不為了躲避對民眾領袖的迫害前往巴黎以策安全。[7]這就是一場書信往來的開始，這場通信脆弱地憑借三個支柱——即他們一同度過的三個月——搖擺而顫抖著克服接下來幾年的深淵。普拉滕作為通信人曾是十分難以相處的：看起來，當致友人的十四行詩和阿拉伯抒情詩偶爾中斷這場書信往來時，普拉滕在某種程度上用不停地譴責、詆毀和威脅來掩蓋和換取它們。因此這位友好的年幼者的迎合就更為動人，他如此深入地進入到了普拉滕的世界裏，預言他作為自然科學研究者（倘若他決定從事這一職業的話）會有一個比歌德更偉大的未來，或者像下麵這封信那樣，用阿拉伯文在他的信上落款來令普拉滕高興。這封信寫於李比希的生命發生決定性轉折前的兩個月，他本人在其著《應用於農學和生理學的化學》的題詞中回憶了這一轉折。在獻給亞曆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8]的這篇題詞中他這樣寫道：“1823年7月28日的會議之末，當我正在忙於把儀器打包時，一群學會成員中的一位男子接近我並與我攀談。帶著最和藹可親的友好，他想要從我這裏獲悉我研究的對象和所有我的工作與計劃。由於沒有經驗和害羞，我不敢問是誰對我表示了善意，我們就分別了。這次談話是我未來的基石，我獲得了對我的科學目標而言最強大和最慈愛的朋友與恩人。”[9]李比希繼續忠於那些歲月，那時兩位偉大的德國人能夠在一個法國學會的房間裏互相締結友誼，尤其是在1870年，當時他在巴伐利亞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反對沙文主義。[10]就是這樣，他在早年和晚年都代表著那樣一代學者，在他們身上哲理與詩意都尚未從眼界中消失殆盡，即使——就像在下麵這封信中那樣——這兩者大多隻是在薄霧背後招手示意，如幽靈般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