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裏特爾[1]就是裏特爾，而我們隻是護花使者。甚至巴德爾[2]也隻是他的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3]在1799年1月29日給卡羅琳訥·施萊格爾（Caroline Schlegel）[4]的信中這樣寫道。裏特爾與諾瓦利斯彼此之間的聯係就是如此，那句話包含的內容更甚於對裏特爾將自然科學浪漫化之能力的一種身份肯定。它同樣針對裏特爾的人性立場，在一個浪漫主義者那裏，這種立場不可能更為高尚雅致，同時與現實更為生疏。本質上，物理學家的人道地位與科學立場這兩者極其緊密地交織在裏特爾身上，就像他在自述中所表明的那樣，在其中他將白發蒼蒼的赫爾德[5]視為他研究的祖先：赫爾德，人們能夠經常見到身為作家的他，“尤其是在工作日時；但是作為遠遠超越於他所有作品之上的人，人們能夠在周日的時候找到他，那時他跟隨著他的上帝靜靜修養並且在他家庭的懷抱中度過整日。而‘陌生人’則不能與他在一起。當他在一個美麗的夏日參觀一個鄉村之地——這是他十分喜愛之事——比如在魏瑪和觀景樓之間的伊爾姆河河岸的美麗小森林時，他會顯得既美麗又神聖，但是除了他的家人外，隻有他明確邀請的人允許隨行。在這種日子裏，或此或彼，他會真的看上去像一個從他的作品中得到休息的神，隻不過作為人，他歌頌和讚美的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神本身的作品。那麽他頭頂的蒼穹就有理由彎曲成大教堂那樣的拱形，甚至是房間堅硬的天花板也彎曲下來。但是其中的神父並不是來自這片土地和這個時代。瑣羅亞斯德（Zoroaster）[6]的言語在其身上出現，並且帶著虔誠、活力、寧靜和歡樂湧入周圍整個環境中。如此，沒有一間教堂中的上帝像在這裏這樣被侍奉——不是民眾，而是神父填滿了教堂。在這裏——N.無數次重複——在這裏他學會自然是什麽，自然中的人類是什麽和真正的物理是什麽，以及最終的宗教是如何直接相靠的。”在此談論的這位N.就是裏特爾本人，正如他帶著其既坦率又羞澀、既笨拙又深奧的秉性在《一個年輕物理學家的斷片》（Fragmente eines jungen Phy-sikers，海德堡1810年）一書的前言中自我描述的那樣。這位先生不易混淆的語調——其使得這篇被人遺忘的前言成為德國浪漫主義最重要的自白散文——也存在於他的書信中，其中的少數信看來幸存了下來。下麵這封信是寫給哲學家弗蘭茨·馮·巴德爾的，在慕尼黑短暫而富有影響的任職期間，他為艱苦鬥爭的學生做了一些事。而幫助一個這樣談論其《斷片》的人肯定並不容易，他說，在這些《斷片》中“當人們僅僅為公眾——也就是說公開地——工作時，確實必須自覺地比所輕易認為的更為誠實地對待他們。因為其實沒有人有權如此，除非他被允許稱為親愛的上帝，或者更為合理地，稱為大自然。其他的‘觀眾’還是無處有所助力。而我也同很多其他人一起感覺到，比起假裝完全不為任何人，也不曾為自己，而是恰恰為事物本身寫作，人們並沒擁有更為成功地完成的作品和題材。”當時，這種方式的一個寫作信條已經將它的擁護者帶入困境。但是裏特爾並不隻是感覺到這種困境，而是，正如下麵這封信所證實的那樣，他也察覺到了這種困境給予的坦誠相告的權利以及如此行事的力量：熱愛命運（amor f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