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知識中還是在反思中都不能形成聚合的整體，因為前者缺少內在，而後者缺少外在，因此，如果我們期待科學中會有某種整體性的話，我們必定要將科學設想為藝術。而且我們不可以在普遍意義上，在外溢之物中尋找該整體性。正如藝術總是完全在每一件單個的藝術品中得到表現，科學應當也是每一次完全在單個處理對象上證明自身。
——約翰·沃爾夫岡·封·歌德：
《色彩理論史材料匯編》[1]
哲學文字所特有的現象是，每一次選擇措辭時它都要重新麵對表達（Darstellung）的問題。雖然這種文字在其封閉的形態中會成為教義（Lehre），但是要賦予它這種封閉形態，則超出了單純思考的能力。哲學教義是建立在曆史性編訂的基礎上的。因此它是不論用多少幾何方法都無法得到的。數學清楚地證明了，每一種嚴格恰當的教導理論都自詡可以徹底消除表達的難題，這種消除是認識（Erkenntnis）的真正標誌，由此數學也就明確地表達了它對語言所意指的真理（Wahrheit）領域的放棄。那些用於哲學構想的方法在數學的教導理論設置中是不會出現的。而這無非表明了，哲學構想具有一種秘傳奧義，這是它們自己無法拋棄，無從否認，而且有義務加以讚揚的。哲學形式的另一種可能，即由教義概念和秘教文章的概念所設定的形式，是那種被19世紀的體係概念（Systembegriff）所忽視的形式。而隻要這一體係概念在決定哲學，那麽哲學就趨向自滿於一種調和論（Synkretismus），這種調和論試圖在各種認識之間鋪開的蛛網上捕捉真理，就仿佛真理是從外部飛入一樣。但是取自這種真理的普適性還遠不足以達到教義的說教權威性。如果哲學不想作為通往認識的中介式引導，而是作為真理的表達來維護其形式的規律，那麽要予以重視的就是對其形式的演練，而不是其在係統中的預先推定。這種演練將自己以一種入門手冊的形式強加給了所有那些時代，那些時代認識到了真實之物的本質不可轉述。這個手冊可以用經院哲學的專有名詞“勸諭文”（Traktat）[2]來稱呼，因為這種勸諭文包含著對神學對象的指涉，即使這種指涉是潛在的。缺少了這些對象，真理是無法被思考的。勸諭文盡管在語調上可能有說教意味，但就其最內在的態度而言，它仍然拒絕像某種教諭那樣言之鑿鑿，那樣的教諭如同教義那樣可以以自身的權威來宣揚自己。勸諭文也不缺少數學論證時所用的強製方法。在勸諭文的經典形式中，將會出現權威的引文，作為某個（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教訓的）意圖的唯一實際存在。勸諭文方法的總和就是其表達。方法是迂回的路徑。以迂回路徑來表達——勸諭文的方法特征。放棄對意圖平鋪直敘的展述是它的第一個標誌。思想總是頗有耐心地重新起頭，輾轉地回到所論事件本身。這種以不斷暫停為喘息的邁進是思辨最恰當的存在方式。因為思辨在觀察同一個對象時會依照不同的意義層級，從而有一次次重新開始的動機並且也有理由采取間斷性的節奏。正如馬賽克在破碎成任意碎片時，仍然不改其壯麗，哲學思慮也不會為其進展而擔憂。支離破碎的會重新聚合；再沒有什麽可以更有力地勸導人信從超驗（transzendent）偉力了，不論這偉力是來自聖者畫像還是真理。思想碎片越是難以直接參照基本構想來測量，其價值就越具有決定作用，表達的光輝取決於這一價值，恰如馬賽克的光輝取決於彩釉的質量。微觀角度的加工與這一造型藝術整體和智識整體的關聯表明，隻有在對某個實在內容（Sachgehalt）的細節進行極度細致的考究，才能把握真理內容（Wahrheitsgehalt）。馬賽克和勸諭文都是曆經中世紀之後在西方臻於最高成型，之所以能將兩者作比，是因為它們之間確有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