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時有人提到我出版於1990年代初的《北京：城與人》與《地之子》，認為後者似乎較前者厚重；但由媒介反應和讀者接受的情況看，前者受歡迎的程度遠在後者之上，不知何故。我回答說，兩本書的寫作，投入確有不同。寫《北京：城與人》，緣起隻是幾篇1980年代初的“京味小說”。在我的學術作品中，這本書寫得最輕鬆，甚至沒有做必要的文獻準備。它的“受歡迎”，多少由於機緣——出版時恰逢“北京文化熱”。後來“北京”、“城市”熱度不減；而對於農村的關注度卻在下降。還說《城與人》之後，我至今保持了對“城市”的興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態度，對近幾十年的“城市改造”懷了憂慮。收入本書所在“係列”中的《世事蒼茫》一輯，其中的《城市隨想》與紀遊諸作，就可以讀作“城市憂思錄”的吧。
在我的學術作品中，《城與人》是被認為好讀的一本。我曾經說起過，學術寫作中，我會不由自主地向研究對象趨近。這本書即偶用口語，沾染了一點“京味”。此書的讀者，不難由征引文字，了解著者當年的閱讀狀況，以至1980年代的某種風氣，即如引西書、用西典，食洋不化；無論“古希臘”、“法國”、“拉丁民族”，還是“酒神”、“日神”，以至“歐洲中世紀”、日本的“物之哀”雲雲，無不一知半解。薄弱的知識基礎卻無妨於寫得興會淋漓，以至我自己回頭去讀，會覺得饒舌，尤其想到那時1980年代已到了盡頭。這以後寫作愈趨斂抑，習於刪繁就簡，才對當年的書寫方式感到了陌生，對那一種工作狀態，有了淡淡的懷念：看來寫《城與人》時的我還不甚老。
北京師範大學版的《城與人》，選用了沈繼光先生的近二十幅攝影作品。結識沈先生，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作為媒介的，正是這本書。沈先生那時在拍攝京城的胡同，後來又拍攝“老物件”，拍攝鄉野，成績無不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