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導讀
本專題的主題其實是兩個：“民本”和“仁愛”。二者判然有別，卻又相互關聯，構成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道德哲學的核心內容。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寶貴的思想資源之一，源遠流長，曆久彌新。翻開古代中國史即可發現，不論哪一時期，隻要當政者重視民本，就能創造一個輝煌的盛世。史學家侯外廬曾指出，古代中國與“古典的古代”的古希臘、古羅馬在文明起源上就出現了分歧。古希臘、古羅馬所走的文明路徑是：氏族血緣關係解體，財產私有得到了空前發展。侯先生稱之為“人惟求新，器惟求新”。而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不僅氏族血緣關係未打破和解體，相反國家直接在氏族血緣關係基礎上建立，國在家中，家國同構。與此相聯係，財產私有很不發達，土地公有轉化為國家皇族所有，侯先生稱之為“人惟求舊，器惟求新”。應該說，民本思想的發生發展與華夏文明這一特征是分不開的。《尚書·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撇開今古文之爭，這是中國古代文獻第一次明確提出民本的概念，對後來的曆史和思想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上古文獻保存了大量關於重民、敬民、愛民、裕民等思想資源，“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等名言輝映今古，至今仍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秦漢以降，民本思想開始走向製度化。家國同構的政治生態，使得有見識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對民眾的疾苦感同身受。因為人民不僅是統治的基石，更是這個跨血緣氏族的成員，作為大家長的統治者，對待人民的正確態度理所當然就不是壓榨、壓迫，而是保護、愛護。
因此，表達對人民的關心，努力避免政策對人民的危害，也成為數千年來文學創作的恒常主題之一，產生了難以數計的優秀作品。這些熠熠生輝的思想文本，對於我們建設現代文明社會，建設民富國強的現代化中國，依然有著很大的作用。《尚書·五子之歌》率先正式提出了“民惟邦本”的思想，開民本之先河。《左傳》更進一步，提出了“天生民而樹之君”的民本君用觀。在這個基礎上，理解子產的防民之口“猶防川”，就顯得理所應當。孟子“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憤怒地指責統治者“率獸而食人”，並提出了震古爍今的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孟雖然主張有異，但對於重民愛民則如一。荀子傳述了“君舟民水”的思想，且重新論證了“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的古典民本理論。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戎馬倥傯之餘，也能關心人民疾苦，“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就是其憂民胸懷的真實寫照。李白的《宿五鬆山下荀媼家》和杜甫的《客從》反映的並非亂世，而是千秋稱道的“開元盛世”。盛世如此，則一觀《垂老別》，“安史之亂”後民瘼可知矣。蘇軾的《荔支歎》與杜牧詩可謂異曲同工，詠物而不滯於物，所歎豈唯荔枝！如此，則張可久的《賣花聲·潼關懷古》縱覽千古的“讀書人一聲長歎”也就落到了實處——秦漢如何，唐宋又如何，都隻是“生民塗炭”！用魯迅的話來說，不過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已。這裏的李贄《老子解》選文，恰恰就表明了早期啟蒙思想者不願意做奴隸，而極力爭取平等的努力。被視為“異端”的李贄，偏偏能契合現代文明，提出“聖人與萬民同一中”的思想。明末清初，是“天地大崩解”的時代，思想家們層出不窮，但在政治思想上，黃宗羲無疑是跨時代的，他在《原君》裏大聲疾呼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即令清末，不遑多讓，可謂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