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始終把道德作為做人的根本，認為德育則是教育的核心和靈魂。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曾一再強調道德的重大意義。1913年2月，他在《一夫多妻之惡結果》一文中指出：“政治之良否，視乎社會之風俗；風俗之厚薄，視乎人民之道德。”同年5月，他又在《為考試敬告全國學子》一文中寫道：“德也者，所以使吾人身體揆於中道，智識不致偏倚者也，身體揆於正道，而後乃能行其學識，以造人我之幸福；學識不致偏倚，而後乃能指揮身體，以負天降之大任。道德不立，智勇乃乖。”因此“敗德之人，不得誌害身家，得誌害天下。”他大聲疾呼：“今日不能止同學之欺行，安望他日除國家之稗政，革社會之惡俗乎？挽狂瀾而息頹風，是所望於諸君之力行。”這是他在金陵大學肄業時對學生考試作弊進行的分析和批判，從而闡明了道德的重要性。
1926年，他在《我之學校觀》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學校的勢力不小。他能教壞的變好，也能教好的變壞。他能叫人做龍，也能叫人做蛇。”1942年7月，他在《每天四問》一文中，要求育才學校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每天問問“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他強調道德是“建築人格長城的基礎”，學校教育必須重視學生道德的培養。他著重指出：“因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並且，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
1945年年底，陶行知在重慶倡辦社會大學時，就將人格教育、知識教育、組織教育、技術教育四者定為社會大學的教育內容，而以完成革命的民主的人生觀為目的的人格教育又為其中的重點和核心內容。
陶行知還認為道德觀念必須隨社會發展而不斷更新，人們應努力依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修正自己的倫理道德觀念，而作為教育工作者、家長的道德觀念的更新尤其重要。1914年，陶行知在《民國三年之希望》中就提出，“希望人人洗心革麵，一刷汙俗。種種惡念、惡言、惡行，譬如昨日死；種種善念、善言、善行，譬如今日生。與日俱新，與月俱新，更與年俱新。”後來他又提出要以“新的道德”、“新的人生觀”來“重訂人生價值標準”，並指出“舊道德隻能配合舊知識，新知識必須要求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