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文提到：“杜威教授是陶行知先生這位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良師和引路人，正是西方教育造就了偉大的陶行知”。從陶行知先生1917年起回國執教辦學提出的理論和所做的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杜威的影響。但陶先生並非全盤照搬杜威的理論和實踐做法，而是取其精華，與祖國實際教育情況相結合，創新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職業教育新方法（如曉莊學校）。他更根據國情，大力創辦鄉村小學（實際上是掃盲）。雖然受製於舊中國當時的落後及混亂條件，他的努力隻能在小範圍內實現，但他的全新教育思想和實踐直到今天仍然對現代中國教育製度的改革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下麵讓我們對照比較一下杜威和陶行知兩位教育家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某些異同。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論是針對美國教育脫離社會生活，脫離兒童生活的弊端提出的，也是針對教育沒能融入兒童的生活的弊端提出的。美國傳統的教育一方麵是脫離社會，一方麵是脫離兒童。杜威所要探討的正好環繞著這兩大問題：一是使美國學校和美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合拍，二是使美國學校和兒童以及青少年的身心發育的規律合拍。因而，“教育即生活”理論具有兩個方麵的基本含義：一是要求學校教育與社會生活相結合，要求學校教育與兒童的生活相結合；二是要求教育應體現生活、生長和發展的價值，建構一種美好生活，教育要直接參與兒童的生長過程。從而，“教育即生活”的實質可作如下理解：
1.“教育即生活”命題首先強調的是教育具有生活的意義
注重教育對生活的影響。“教育既然是一種社會過程，學校便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準備”。“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本身，那麽教育應該充實人的生活，使兒童能夠適應生活，更新生活。”不合乎時代精神的生活，是壓抑兒童天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