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以鴉片戰爭為標誌，緊接著一係列屈辱條約的簽訂，外國勢力對中國的控製逐步深入。麵對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大地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隨著政治格局的改變，文化領域中的書法也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以考據學的複興為先聲，隨之影響到對文字學的深入，書法藝術的發展也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時代，一改自晉代以來的審美取向，由取法晉唐的俊美流便，改為直取秦漢的質樸雄強。這一審美取向左右了近現代書法的取法標準，書法家鮮有不學碑版的。此時的書法家，基本上通過碑刻上溯秦漢，入三代鍾鼎之廳室。這一審美取向的改變，無論在書法理論還是在書法創作領域都有明顯的表現。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大力鼓吹碑版石刻，論證了南北朝碑刻在書法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奠定了碑學的理論基礎，從而確立了碑學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康有為在把尊崇六朝之碑的觀點誇大到極端的同時，激烈地攻擊帖學和唐碑。有些說法顯然過於偏激，但他全麵總結清代碑學的理論與實踐，使碑學成為與帖學並峙的一大流派，從而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思考。
圖12-1 康有為行書楹聯
這一審美取向的改變，在書法創作領域體現的最為明顯。近現代的書法家，很少有不以渾厚質樸為能事的。康有為之後有“北齊南黃”之稱的齊白石、黃賓虹，是藝術領域的兩座高峰，其作品所表現的也是這種古樸之美。徐生翁，於右任都是力倡北碑的實踐者。包括禪師李叔同早年也是用功碑刻的，可見碑派書風影響力之廣。若說能跳出碑派書風籠罩的唯林散之和啟功數人而已。所處其環境卻不為之侵染者，自體現出心理的超穩定結構，對個人、對書法發展走向都是有遠見的。
啟功先生有許多見解都與眾不同，他說：“正如我不喜歡吃辣的，但並不反對別人吃辣的，因為辣也是一種趣味。”[1]人的口味不同，口味沒有正確與否。康德說“趣味無爭辯”，[2]書法的審美也和先生的話有相同之處。從書法批評的角度說，我們無法擺脫一種困惑：我們的不同感受，如何找到一個較為一致的標準，然後才可能深入進去論述和揭示藝術的價值？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這兩種審美境界是中國古代文藝審美品格的兩極，都是相對於“中和”之境而言的。盡管在書法長河中這兩種審美長期並存，但是這兩種傾向到明清時期才成為兩種主要潮流，曾國藩曾提出“含雄奇於淡遠之中”[3]的書法品評標準，其實他的審美還是傾向“奇氣”的陽剛之美。近現代以來的書法家多是追求雄強而摒棄魏晉蕭散之風，這樣的審美標準甚至引導了一個時代，難道這就是近現代書法審美的追求嗎？這樣的美學觀比魏晉尚韻的格調更高嗎？每個人的審美觀不同，每個時代的審美觀也是難以調和的。怎麽站在時代的高度來公正的評價各個時期的作品，也許正是書法批評所要解決的難題。近現代的書法成就很高，比起前代有很多創新之處。碑學的空前繁榮自不必說，草書在這個階段也出現了春天。於右任的小草，王蘧常的章草，林散之、衛俊秀的大草等都是傑出代表。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卻很難拿出稱得上“法帖”的作品。這是現代書法的一種現實和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