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會政治的特殊性，還造就了於一批少數民族的書法家。他們既是元代各民族文化和蒙古統治者漢化的反映，也體現了漢文化的巨大感染力。元初的耶律楚材，中期的貫雲石、康裏巎巎，後期的泰不華等，堪稱其中的傑出代表。
康裏巎巎《李白古風詩卷》
康裏巎巎《李白古風詩卷》，紙本，行草，縱35.3厘米，橫393.4厘米，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此帖共三件，今取其一《書李太白古風》五十九首之第十九首。後有文徵明、張雨之跋，本件未作紀筆，字句也偶有遺漏。尤應注意的是多有章草筆意，增強了他的古拙逸趣。前六行文為：“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複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故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其中捺筆特別作章草波畫，行筆又像孫過庭的《景福殿頌》，其向下之筆又有《平複帖》的氣息。康裏巎巎這種介於章草與今草之間的書體，線條剛勁有力，行筆果斷迅疾，自然流暢，古樸典雅，在趙鬆雪之外別開新境，為元代其他書家所不及。
圖10-10 康裏巎巎《書李太白古風》
後人評其書法，多在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其不足。明初方孝孺評雲：“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沉著不足。”明王世貞則說：“康裏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疏。”所評均甚中肯。康裏氏作書向有迅疾之譽，陶宗儀《綴耕錄》曾記有康裏巎巎自言，曰：“餘一日寫三萬字，未嚐以力倦而綴筆。”所記未知是否誇張，但不管怎樣，其筆法熟練所導致的。至於同時帶來用筆欠沉著、結字少變化的缺陷，亦是情理中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