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治學最終是要出成果的，不是把它僅僅作為一種興趣，僅僅作為一種個人的愛好；我們的研究成果是要為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服務的，這就需要有一個切實的研究計劃和撰述計劃。關於這個問題，我考慮要做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第一，從最有把握的問題做起。你不是積累了很多問題了嗎？那麽你從哪裏做起呢？不要眼花繚亂，也不要猶豫不決，要斷然地從那個你最有把握的問題開始研究，撰寫文章。這個道理很簡單。所謂最有把握，就是在資料的收集、觀點的錘煉等方麵都感到比較成熟，而且自信多少有點新意，如果這些方麵都看準了，千萬不要遲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入手。我現在指導博士生，在他們的開題報告和論文提綱通過後，要他們不一定按章節順序寫，在哪一章裏哪一個問題你覺得是最有興趣、最有把握，就先寫出來。從最有把握的地方開始，這裏有一定道理。為什麽有一定的道理呢？有把握，可以比較順利，這是第一個好處。第二個好處，是你在寫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勢必還要看資料，從而又進一步積累了資料。同時，在一個領域之內問題是相通的，你在寫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就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就促使你對另外一個問題的思考逐漸地成熟起來：本來隻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可是在你寫這個最有把握的問題的時候，使那個原先隻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的問題變成了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而當你寫完這個最有把握的問題的時候，就可以著手寫那個已有百分之七十把握的問題了，依此類推，不斷擴大研究，不斷進行撰述。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要有若幹問題的積累。有些人讀了許多書，或者教了多年的書，而沒有問題，我想就是沒有經過調查研究、沒有經過思考的緣故。假如我們經過學術調查，經過思考，怎麽會沒有問題呢？孔子早就批評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試想沒有問題，那是一個什麽樣的空間和時間，這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我們在讀書的過程中、在教書的過程中，一定要積累問題。積累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做筆記。這裏，我講的是從最有把握的問題開始研究。開始撰述，然後依次類推，第一個有把握的問題寫完了，寫第二個相對有把握的問題，然後再接著往下寫；用這種方法逐漸擴大我們的知識領域，逐漸提高我們的撰述水平和學術水平。第二，不要見異思遷，要執著、要持之以恒。往往有這種情況，一個研究領域確定下來了，經不起外界的幹擾和吸引，看到有些問題挺時髦，就想追趕時興。舉例說，現在有人在評論《康熙王朝》，覺得這個問題挺有意思，寫一篇；明天《雍正王朝》重播了，覺得有必要跟《康熙王朝》做個比較，再來寫一篇，而把自己那個明確的、穩定的研究領域拋到一邊去了。這不好。我舉這個例子未必恰當，無非是想說明，一定要執著，不要見異思遷，自己定下的這個目標，要努力地去實現，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在《唐代史學論稿》自序中講，在40歲的時候學術上毫無成就，自己感到很羞愧。我確定了研究唐代史學，立下這個誌向，“背水一戰”，成功是它，失敗也是它，絕不後悔。40歲了，沒有機會再讓你來回猶豫了，所以我就用了“背水一戰”這個詞。我想，凡做一件事情，要有這種決心，要執著，不要見異思遷，不要動搖。第三，要有近期成果和長遠的預期成果的計劃，就是近期的目標和遠期的目標要逐步地明確起來。比如說，最近一兩年在這個領域裏我要做什麽事，要寫出二三篇、三四篇文章；在四五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範圍內，在這個領域裏麵，在現有的基礎上，要達到一個什麽目標，這要明確。比如，我在著手研究唐代史學時是這樣想的：用10年的時間出版一本唐代史學研究的論文集，然後再用10年的時間出版一本係統的唐代史學史。那麽短期的目標是什麽呢？要求自己一年發表四篇文章，也就是一個季度發表一篇文章，不能夠有任何的鬆懈。我現在這樣想，如果當年不抓緊研究唐代史學，未能出版《唐代史學論稿》這本書，那麽此後的一些著作是否能寫出來，就很難說了。我為什麽從治學和立誌說起？這就是說，如果說你要有誌向的話，你就必須嚴格要求自己。第四，在進行撰述的同時，還要關注學術前沿的情況。所謂前沿，就是最新成果，要關心在這個領域裏的最新成果，隨時掌握這方麵的信息，以保證自己的研究不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