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國史學史上有斷代和會通兩種學術旨趣，從您的治學路徑看，您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開始階段主要用功於唐代史學，以後逐步追求史學史的“通”，出版了20世紀獨力撰寫的部帙最大的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國史學史綱》；另一個比較明顯的軌跡是從重點研究史學史到重點對史學理論的探討。這些變化您是有計劃進行的，還是有其他因素？研究中國史學史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係具有怎樣的意義？
瞿：在研究工作開始階段，確定一個比較穩定的研究領域，是一種自覺的行為，當時就覺得不能盲目地、沒有章法地進行研究，所以選擇了唐代史學。
從專注於唐代史學，到追求史學史的“通”，也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簡單說來，唐代史學有源也有流，探其源而究其流，這是“通”的自然規律。第二，當初決定研究唐代史學時，也有一個模糊的考慮，就是可以上下延伸，往上可以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往下可以研究兩宋史學。第三，激發我走向“通”，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當時我們史學所沒有一部貫通的“中國史學史”，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精神壓力。
走向“通”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這是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認為，邁向“通”這一步，從學術發展上來講，是對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發表的，《唐代史學論稿》是1989年出版的，其間相隔了十一年。1999年，出版了《中國史學史綱》。從1978年到1999年，這之間經曆了21年。前十年集中做斷代研究，後十年轉向“通”的研究。這就是從“斷代”走向“貫通”的一個漫長的過程。
20世紀90年代，是我摸索著走向史學史之“通”的年代。這10年中，我是自覺地、有時也是被“逼”著朝著“通”的方向努力。回想起來，大致有這樣幾條路徑。一是寫“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係列文章。看起來，這個係列文章是按專題或範疇來寫的，但不論是專題還是範疇，為了說明問題，也需要上下貫穿，前後聯係，無疑是包含著“通”的訴求。二是寫《中華文化通誌·史學誌》。這是按誌書的體例來寫中國史學史。在具體處理上，我首先寫了中國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這當然是要求上下貫通的；而大部分內容是按較宏觀的專題來寫，因每一專題內涵豐富，故其中有更大的空間來貫穿古今的“通”。有了這兩條路徑，第三條路徑就顯得“順利”一些，這就是90年代末撰寫的《中國史學史綱》。這些年來，不少讀過《中國史學史綱》的朋友反映，《中國史學史綱》在“通”的基礎上還突出地顯示出史學發展的階段性特點，給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