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曆史唯物主義的文章時可以看出，馬克思深切地關注著東方社會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慘命運，痛斥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海盜式的掠奪行為，揭露西方資產階級的野蠻本性和極端虛偽性：“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麵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1]西方資產階級使東方社會的“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汙穢、窮苦與屈辱”，過著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生存”狀態中。“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製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2]
對東方社會來說，被強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不啻是一場災難，而且這場災難同過去所遭受的所有災難相比，“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的東方社會，如同19世紀之前的德國那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東方社會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3]
馬克思在探討東方社會發展道路時無疑抱持著深切的人文關懷。當馬克思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設想時，其出發點之一，就是想使俄國的未來發展避免資本主義製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危機”，避免“對抗”、“衝突”和“災難”，盡量減少社會發展中的代價，同時“吸取資本主義製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國公社“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係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的生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