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新解和天人關係
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兩個既古老又現實的問題，在曆史觀念的發展上具有根本的性質和長久的影響。這裏，首先從“天”談起。
如上節所述，殷、周時期，“上帝”和“天”是指人格化的至上神。這種觀念在後世雖然還時隱時現地出現，但它已不能在曆史觀念上占據統治地位了。至晚從春秋時期開始，人們對“天”的含義已逐漸有了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子產、單襄公等人所說的“天道”，盡管還沒有完全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已包含了自然的天象的成分。孔子講“天”反映出人們對“天”的認識的矛盾性和過渡性。他一方麵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34]，另一方麵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5]但總的來說，他不曾專門對學生講過“天”。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36]可見，孔子關於“天”，是持謹慎態度的。而老子則認為“天”是自然的無意誌的物質性的天空，“天地不仁”[37]。戰國時期，人們論“天”或賦予它一般自然現象的含義，或賦予它自然之勢、客觀之勢的含義。孟子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38]這裏說的“天”，即指自然、客觀之勢。而荀子則具體指出：“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39]這是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天是自然界的論點。所以說，在中國思想史上，思想家很少有不講“天”的[40]。
當然，對“天”的新解，又總是伴隨著人們對於“人”自身的認識的推進。子產之論“天道”與“人道”是這樣，其後人們探究天與人之關係的總趨勢也是這樣。因此，天人關係就成了一切思想家、史學家特別關注和潛心探討的根本問題。